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社会危险分子”判刑后有无上诉权问题的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9 10:05:30 浏览:8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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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社会危险分子”判刑后有无上诉权问题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社会危险分子”判刑后有无上诉权问题的函
1954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
1954年10月12日东法办字第5230号报告一件收悉。提出如下意见：
一、“社会治安危险分子”范围很广而且复杂，其含义不清楚，故用这一罪犯名称不很恰当。
二、除反革命罪犯另有规定外，一般刑事犯应准予上诉。
附：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社会危险分子判刑后有无上诉权问题的请示 东法办字第5230号
最高人民法院：
自各地公安、司法机关大批处理社会危险分子案件以来，因对于这类案件判处徒刑后，是否准其上诉，缺乏具体规定，以后各地处理手续颇不一致，或准其上诉，或不准上诉。最近，安徽、上海、浙江等省（市）法院就这一问题先后向我院请示，经我院与华东公安局联系研究后，认为：社会治安危险分子因一般刑事犯罪逮捕判刑后，如其不服，可允其上诉。但在逮捕前，应切实做好搜集罪证的工作，求得罪证确凿，以避免或减少其不服上诉的情况发生。是否有当，请示。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条例》的决定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条例》的决定
（2007年4月26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废止〈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决定废止《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乙肝歧视”又现：透视规则在地方的变形
杨涛
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今年初联合颁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使曾经一度引起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的“乙肝歧视”争论逐渐平息。然而日前记者接到读者反映，在今年公务员招考中，浙江省人事厅仍在国家体检标准之外要求对考生加做“乙肝表面抗原”检查，结果又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北京青年报》4月18日）
人事部、卫生部于今年１月１９日公布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第七条明确规定，各种急慢性肝炎，不合格。乙肝病原携带者，经检查排除肝炎的，合格。从这一规定来看，并无加做“乙肝表面抗原”检查的规定。而人事部、卫生部发布的这一标准是部委规章，作为地方国家机关的浙江省人事厅必须认真执行，显然，浙江省人事厅另外制订加做“乙肝表面抗原”检查是与这一标准相违背。
当然，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在上述标准发布时表示，试行的通用标准适用于一般职位公务员的录用体检工作，是一个最低标准，各地、各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参照执行。在实践中，由于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如果法律、法规、规章在制订时，过分强调全国统一标准，可能带来执法的僵化和不适应，因此，各地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时，可以在自己的权限内，制订实施细则和在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下进行适当的变通。
对于能否录用乙肝感染者的人为公务员，一度是全社会的热点话题。事情源于浙江嘉兴“周一超案”，2003年周一超因体检查出感染乙肝未被录取为公务员，激愤之下他将当地两名人事干部扎成一死一伤，后被判处死刑。媒体和社会公众将这一事件揭发出的现象称为“乙肝歧视”现象，此后陆续发生安徽芜湖县青年张先著，因为在体检中被查出感染了乙肝病毒，被芜湖市人事局宣布体检不合格不予录取，继而起诉芜湖市人事局的事件， 因而，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人事部和卫生部在网上征求大量意见以及多次召开专家研计论证后，出台了《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有关部门对通用标准“各种急慢性肝炎不合格，乙肝病原携带者，经检查排除肝炎的，合格”的条款的出台专门作了解释，“主要考虑：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病毒性肝炎列为乙类传染病，从身体条件来说，肝炎病人也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乙肝病原携带者，不是肝炎病人，应视为合格。”
显然，肝炎病人的乙肝病原携带者可以认为是合格者，能录用为公务员，是两部标准制定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一条基本原则，不能为各地所“变通”，浙江省人事厅另外制订加做“乙肝表面抗原”检查的规定是违法的。
浙江省人事厅出台这一规定又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提供一个范本，而且这一做法出台还是逆着全社会达成共识的背景下进行的，尤为恶劣。“乙肝歧视”现象本身就是就早出现在浙江省，这一现象在全社会经过长期讨论。人事部和卫生部为此专门征求了网民的意思和专家论证，消除这一歧视是全社会的共识，否则，不但会“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更重要的是，人们会对有关国家机关是否能真正执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部门的命令深表怀疑，会对有关国家机关是否能尊重民意产生不信任，进而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将受到挑战。
因而，有关地方国家机关制订实施细则也好，在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下进行适当的变通也罢，都坚持一条底线，那就是不能违背立法当时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在坚持这些情形下进行变通。如果违背这些进行变通，其实就是“变形”，是侵蚀法律，以法律之名、行一方之私的表现，是恶劣的违法行为。
地方有关国家机关之所以会在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变形”，恐怕主要动机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贯彻地方长官意志有关，而在其背后深刻地反映了我们制度的缺失，这就是谁来纠正这类违法和错误的“抽象性行政行为”？如浙江省人事厅出台这一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认为是“抽象性行政行为”，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民众就是有意见也只好不断地呼吁、反映，期待他们自身改正，而不能通过诉讼进行司法纠正。可是，实践证明，让自己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该有多难？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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