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人民政府房改办公室关于印发北京市住房基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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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探讨

罗朝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5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调解处理。这从法律上规定了，公安机关在行使治安处罚同时，可以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造成损失或伤害的赔偿部分进行调解处理。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存在着久调不结和在程序上做法不够规范情形，常给人民法院审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带来困惑。笔者想结合审判实践，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法院受理条件和责任认定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看法。
一、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诉讼时效认定问题。
从《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规定上看，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以下称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诉讼时效有两种情况，一种涉及到财产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另一种涉及到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对诉讼时效期间计算本身而言笔者没有异议，但是在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时，应如何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期间，正是笔者要提出来探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涉及赔偿部分常常久调不结，也不宣告调解终结，或者没有做出裁决。在这种情况，当事人往往又向人民法院起诉。造成法院难以确定其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4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助议，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这就明确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起算时间，既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请求时，诉讼时效开始中断；但是，对诉讼时效中断的终止时间的规定，就相当含糊了，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可以是第一次，也可以是多次之后，从该规定上看，无法确定调处达不成协议具体时间。因而，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给法院计算和确认诉讼时效中断时间带来因难。实践中，不易于操作。由于《治安处罚条例》对公安机关调处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期限没有做出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如何计算诉讼时效也未做出明确规定，这就必然造成了法院在具体操作中无从认定诉讼时效重新起算的起始时间问题。从适应审判需要出发，有关部门对此应早日作为规定，为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法律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对治安赔偿案件进行调处。即公安机关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进行调处，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必须在规定结案期内做出裁决或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诉讼期限。这样可以解决诉讼时效中断期间计算和确认问题，不影响法院对诉讼时效的认定。
二、关于违法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受理条件问题。
由于民间纠纷引发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可以对治安部分依照程度上进行处罚，尚能容易做到。但对损失或伤害赔偿部分常有久调不结现象，表现在人为地将案子长时间搁浅一边，不告知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或者虽有告知，也不规范，而且该类案件当事人又不愿向法院起诉，这就造成了给当事人认为，案件已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只有找公安机关解决的假象。实践中，受害人欲寻求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存在举证困难，法院即使受理了，也较难打赢官司。所以，当事人只好长时间找公安机关要求解决问题，直至最后向法院起诉为止，才获新的认识。同时，法院对这类案件的事实查清、责任认定也存在困难，这就造成法院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出现了法院与公安机关相互推诿现象发生，导致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产生该弊端其实质原因在于：
1、公安机关执法程序上不规范，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不完备。公安机关对治安、赔偿双重性质案件的调处与交通警察对交通事故的处理存在着程序上差别，前者程序上不规范，没有统一规定，执法随意性较强，其对外履行法律手续也不完备，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久调不结，不受期限限制，没有宣告调解终结或者宣告调解终结不规范，不告知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权利等。后者在执法程序上已经形成规范，履行法律手续也较完备，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强。
2、立案管辖界限不明确，导致法院和公安机关相互推诿。公安机关在尽了调处努力后，一般都将该类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又不愿意受理此类案件，又将之推回给公安机关，造成相互推诿现象。现实中，存在这种现象，在案件发案后，受害人首先向公安机关报告要求处理，而公安机关则要求受害人先作法医鉴定，法医鉴定结论作出以后，对于构成轻微伤或轻伤的案件，公安机关难予调处时，便将案件推给法院。而法院对此类案件审理难度大，便借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做法不规范弊端，又推回公安。双方就立案管辖界限发生争执。从而，导致失去有利的取证条件，使本来可以顺利解决的案件变得复杂化起来。
3、该类案件处理难度较大。由于这类案件往往事发民间纠纷，处理不好，会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这类案件的受害人和致害人双方之间对立情绪很大，在司法机关处理时，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找关系，托人情，甚至出伪证，为处理案件设置障碍，使调查取证十分困难，容易导致错案的发生，办案人员大多不愿受理此类案件，更不愿意承担错案的责任。
因而，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公安机关应当比照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程序做法进行调处。首先对打架斗殴或即损害他人财物现场进行处理，然后查明事实，认定责任，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进行治安处罚，最后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应在立案之后45日内宣告调解终结，并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限。只有规定公安机关对该类案件调处比照交警调处程序做法，才能给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提供事实依据，避免错案发生。因此，当事人就该类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除提供诉状外，还应当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无法认定该纠纷为哪一方过错责任的结论。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应予受理。除此之外，法院可以不予受理。这样法院可以对事实不清的案件不进行审理，从一定程序上，可以避免了错案发生。因此，法院限制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是必要的、确实的、可行的。
三、关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责任认定问题。
在解决和规范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造成损失或伤害案件调处程序做法时，法院就不难对治安民事赔偿案件责任进行认定，其主要依据是以公安机关对责任的认定为前提，通过开庭审理，进一步查明造成损失或伤害的事实、原因。然后，根据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造成损失或伤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以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损失或伤害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所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受理该类案件后，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定案依据。它可以不受公安机关对责任认定的限制。
在审理治安民事赔偿案件中，我们可以把责任认定，划分为四种，即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当事人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其行为与造成损失或伤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应采用过错归责原则，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上述的因果关系，我们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区别对待以下三种情况：
1、一方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造成损失或伤害的，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一方应当负全部赔偿责任；其他方没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虽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行为与结果无因果关系，则不应负赔偿责任。
2、两方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均造成对方损失或伤害，给损害结果造成严重的一方，应负主要责任，反之，另一方则负次要责任。
3、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损失或伤害中，结果相同，作用相当，两方负同等责任。
在遵守上述责任认定原则同时，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情况：
1、三方以上当事人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共同造成损失或伤害的，应根据各自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造成或伤害作用大小、损害结果，来划分责任。
2、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打架斗殴造成损失或伤害现场，毁灭证据，使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
3、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损害责任无法认定的，视情况承担责任。
4、当事人各方均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未及时报案，使损害责任无法认定的，应采用混合过错原则，责令他们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责任，法律规定要承担责任的，我们在认定责任时，则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法律没规定要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我们在审理时，可以根据据实际情况和公平原则，酌情由当事人分担责任。


产品侵权责任案件实务问题探讨

肖世祥


　　产品侵权责任案件在实践中占有相当比例。尽管民法通则及意见，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及侵权责任法作了相应规定，但实践中仍有很多问题，如：产品范围、何为缺陷、如何证明缺陷等众说纷纭，把握尺度不一，处理方式各异，需要逐一厘清。
一、相关法律规范表述冲突及处理
　　民法通则之122之条：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
民通意见之153条：消费者，用户因为使用质量不合格产品，造成本人或者第三人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制造者或销售者要求赔偿。
　　产品质量法之41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之41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上述各法条中，关于致害产品，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使用了“质量不合格”概念，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使用了“缺陷”概念。民通及意见没有对两个法律概念作出解释，相反产品质量法却对两个概念作出了解释。产品质量法之46条：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而该法26条对产品质量的解释是：(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标准。（二）具有产品应当具有的使用性能，但对产品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三）符合在产品或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显然质量不合格范围要宽于“缺陷”的范围，各自内涵与外延有所不同：质量不合格相对宽泛，缺陷相对窄狭。但侵权责任法条文中“缺陷”能否等同产品质量法中“缺陷”？笔者认为可以等同，因为侵权责任法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解释。民事案由规定之第136项将该类案由表述为产品质量损害赔偿纠纷，质量不合格与缺陷是否能作同义解释？梁慧星教授在民法解释学一书中称产品质量法在此点上存在漏洞,是表述欠当。其理解为使用“质量不合格”概念更合适。
　　美国侵权法产品责任编，使用的是产品缺陷一词，但缺陷的解释则含义更广，接近于我国产品质量法“质量不合格”。欧盟方面的产品责任，亦使用缺陷一词，意为“产品不能提供对人身或财产所期待之安全时，视为具有缺陷。日本法称缺陷系指制造物在通常可得预见使用之际，对生命、身体、财产产生不当危险之制造物缺陷。含义近似于“质量不合格”概念。
　　在司法实践中对缺陷的概念多作扩充解释，多是按“质量不合格”认定，实际上把缺陷等同于质量不合格。鉴于民事案由的规定早于侵权责任法出台，出现表述差异是正常的。笔者认为应就缺陷与产品质量不合格含义范围作统一规范解释，建议作同义语对待，具体内函应以“产品质量不合格”内涵为准，表述时为简略见使用“缺陷”一词。以免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时不统一现象。
　　从前述两个概念内函看，产品缺陷包括设计缺陷，制造缺陷和警告缺陷。如90年代曾流行的家用电源稳压器，就被证明是设计缺陷，从设计上看根本无法达到稳压目的。又如某空调不能制冷，经查是生产过程中一个关键零件没安装，就是制造缺陷。在说明书及包装上故意误导消费者、使用者 ，不告知正常操作办法，隐瞒缺陷而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就是警告缺陷。
　　但对于烟酒一类产品，过量使用本身就会对健康产生影响，其未列健康警示标识，实践中不认为是警示缺陷。如王英诉富平春酒厂产品标识上无健康警示标志赔偿一案，法院认为该产品标签符合（GB—10344—89）《饮料酒标签标准》的要求，产品指示上不存在缺陷，可认定产品质量合格，从而驳回原告诉请。但国外有判例支持烟民长期吸烟致癌而起诉烟草公司的诉请。
　　实践中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有两个标准:可分为一般标准和法定标准（技术标准）。一般标准是指存在不合理危险标准，法定标准指产品不符合法定安全标准。所以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国家行业标准的安全、卫生要求的, 可以认定存在缺陷，产品不符合社会普遍公认的安全性，也视为产品存在缺陷。
二、产品的范围。
　　讨论产品范围的意义在于：如属产品，由于存在缺陷发生损害，则适用严格责任.如不能认定为产品，则只能适用一般侵权的归责任原则或其他归责原则，对受害人权益保护程度显然不同。
　　美国、欧盟与我国在产品范围界定上各有不同。美国界定概念是：产品是经过商业性销售以及供消费者使用的有形动产，其他种类如不动产和电、当有形动产的销售及使用足够类似而适用本法所述规则显得适当时，也是产品。服务不是产品，血液及人体组织器官不是产品，旧货、食品、药品、零件均是产品。欧盟则仅指动产而言,除工业产品外,尚包括手工业品及农产品在内,加工与否,在所不问。日本则指被置于流通过程中一切物品而言,其是否为完成品或自然产品,均非所问。
　　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界定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同时又规定：建设工程不属于产品范围，但建设工程使用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则是产品范围。
　　界定一种商品是否是产品，在思维上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不属于产品质量法而属于其他法如药品法种子法调整范围的物，依然可能为民法意义上的产品，因为产品其根本特点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其它法律之所以单独调整，是出于划分行政机关职能，规范生产销售行为所需，并不一定说明他们不是产品。欧盟、美国、德国均明确将食品药品列为产品范围，我国多数人亦认为三鹿奶粉事件为产品质量损害案，亦说明上述观点合理性。
　　界定产品，是否需要考虑该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过程均具备合法性值得探讨。笔者认为不必强调该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过程具有合法性。这些环节行为是否合法，由各相应行政法调整。生产者 、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行政或刑事责任。其产品，哪怕是假冒、仿制（侵害他人知识产权）、传销，因其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发生损害，应当归入产品责任框架调整。相当多的问题烟花鞭炮致人伤害案，均属此列。如肖威诉陈红制售鞭炮赔偿案，法院认定该鞭炮为三无产品，质量不合格，故应依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担责。
　　法律禁止流通物不能确定为产品：如毒品。限制流通物，消费者、使用者非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亦不宜于界定为产品。如杜冷丁等能镇痛，但亦成隐的药物，使用者通过虚报病情，强迫医生开出，发生损害显然不能认定为产品责任。
　　在我国农副产品一般不属产品范围，但实践中对种子亦有认定为产品的判例.最高院编选的100例侵权案例选1993年第1期席春林等村民诉滑家当镇购销种子损害赔偿纠纷案，就将种子认定为产品。理由是：初级农产品，一般未经过加工制作，不属于产品，而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制作的产品就不再是农产品，而是工业产品。专门作为良种进行生产、加工、销售的种子应当认定为产品，因其生产加工过程具有严格要求，其储存、运输也有特殊要求，其生产者的利润高于用于普通的农产品。将种子认定为产品，笔者认为是正确的。
　　旧货在我国能否界定为产品，也值得探究。国家许可设立的旧货市场，购销两方均知旧销旧购旧。从设立旧货市场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物尽其用，节约资源，平衡各阶层需求所致。旧货多是已过保质期或淘汰产品，或市场上已有数代后的新一代产品替代，其存在潜在对人身，财产危险性明显高于新产品，消费者知旧购旧，已知风险高于新产品，发生损害，亦不能一概实行产品责任进行调整。否则不能起到鼓励旧货市场交易制度。故对旧货一般不宜界定为产品。但未过保质期的旧货应当认定为产品。作这样区分目的是防止厂家将存在缺陷产品视为旧货投入流通而逃避相应责任。值得说明的是：美国侵权法则界定旧货为产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原则。
　　零件半成品不宜界定为产品。单个零件半成品不具有产品性能，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实现一定功能。如一台汽车有数万个零件组成，使用者不知各自产家，但只知道汽车生产商或销售商。生产商是零件的组合完成者，零件经过组合成汽车，汽车就是一种产品。任何一个零件缺陷导致损害，应当认定汽车存在缺陷而导致损害。
　　原有的产品经过改制、改造，而具有新的功能，应当认定为另一产品，改制者为生产者。有案例：周某诉浙江嘉兴燃气公司产品缺陷损害赔偿案中，燃气公司自行改造燃气灶，使之由过去烧液化气改为可烧管道气。燃气公司改造过程，就是形成一个新的产品过程。因此，法院认定改制改造者为生产者，改造后的灶具为产品，其损害属于产品责任框架调整范畴。
三、产品生产者的界定
　　产品制造者一般据产品标识界定，比较直观。但产品上商标所有人或生产许可者是否可认定为制造者，值得探讨。
　　我国《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的“产品制造者”与《产品质量法》上的“生产者”在理解上应当其有相同的涵义。但无论是《民法通则》还是《产品质量法》对产品“制造者”或“生产者”都没有明确界定其内函。这种立法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立法以及一些国际公约的规定有很大不同，他们都有明确规定。如德国规定在制造物上附以商标，其他标章、商号或其他表示自己名称为业，而使之流通者为产品制造者。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中规定的产品生产者的范围非常宽泛，既包括产品的最终生产者，也包括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者，以及任何将其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其他识别特征用于产品之上表明其为产品生产者的人。《关于造成人身伤害与死亡的产品责任的欧洲公约》也规定，“任何使自己的名字、商标或其他识别特征体现在产品上而将其作为自己产品出示者，均应视为本公约所指的生产者。……”美国产品责任案件，更是实行长臂管辖原则，无论子公司或分公司，还是总公司，包括中间商乃至零部件制造商，均可纳入生产者范筹，而列为产品责任案件的被告。
　　我国立法上产品生产者的涵义不明确，实践中对生产者的涵义理解过窄，通常将产品的生产者理解为产品的直接制造者。在诉讼中一概排除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作为被告的情形，也就排除了这些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这种做法既可能对案件事实的查明造成消极影响，也不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外产品大量涌入，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产品生产者的继续理解过窄，势必会使我国的消费者在权益保护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因此，明确产品生产者的涵义是非常必要的。
　　如荆其廉张新荣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海外分公司汽车缺陷损害纠纷案，审理法院专此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7月11日下发的《批复》中，对产品生产者的涵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该批复明确将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以及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等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明其为产品生产者的人纳入产品生产者的范畴。这一《批复》对于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制度，加强我国入世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举证责任
　　这是产品责任案件需要解决的关健法律问题。法律对该类案件作了举证责任分配：即产品生产者需证明三项免责事由。但没有对原告方的举证责任作出非常具体规定。笔者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论证试图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待证事项
　　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是：过错的存在，损害的发生，过错与损害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依照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产品责任是一种典型的严格责任。其构成要件为：缺陷存在，损害的发生，存在的缺陷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与一般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相比；缺陷替代了过错，其余部分相同。具体案件法律关系中要查明的法律事实，即待证事项。在产品责任中，笔者认为依构成要件而产生的需要证明的法律事实与待证事项是相同的。即缺陷存在，损害之发生，缺陷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的缺失导致构成要件的缺失或无法证成，其后果是诉请法律关系不成立。但是待证事项本身未表明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源于民事诉讼法及证据规则的规定，举证责任分配目前有三种方式：1、民诉法原则规定：谁举张谁举证；2、法律具体规定；3、法官根据案件情况，适当分配。如张某诉某燃气热水器有限公司赔偿案中，原告用技术监督部门的检测报告证明产品的缺陷——一种直排式烟道，不符合国家标准来证明产品存在的缺陷。用法医报告以及环境检测报告证明受害人系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来证明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法院审理认为，该产品责任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请。
第二、产品缺陷的证明
　　在我国，产品责任中举证责任原则上未发生根本性变动。原告要证明1、产品缺陷之存在；2、损害发生事实；3、损害系产品缺陷造成的（即因果关系）。而无须证明被告有过错，举证责任并没有发生倒置。具体案情千差万别，但是要原告完成全面的举证责任很困难。下面分类讨论关于缺陷以及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在因果关系损害事实比较明确的情况下，往往就缺陷举证责任的争议很大。这是个难点，如何处理，我们从具体案例中寻找答案。
　　最高院编选的100个侵权案例中的陈梅金、 梅德鑫诉日本三菱汽车工业株式会社损害赔偿案中，原告使用交警勘验笔录、事故认定书等证据证实汽车在正常行使下挡风玻璃突然炸裂，进而证明汽车存在缺陷事实。笔者认为，汽车挡风玻璃均存在着爆裂的危险（即缺陷），这种缺陷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潜在的趋势。就产品性能而言汽车挡风玻璃是不能在行驶中爆裂的。而客观事实是爆裂了的，即潜在危险爆发了，实现了，现实化了。因此，笔者理解为原告证明缺陷的具体表现形式就完成了对产品缺陷的举证责任。
　　要原告证明法定标准式的缺陷是件困难的事，因使用者或受害者在产品知识上缺乏而无法完成。如按缺陷的一般标准考虑：任何产品都应能正常使用，而不致于在使用时自毁自灭甚至伤及人身，这是产品应具有正常功能，如彩电、冰箱、插座、汽车等在使用时是不能爆炸起火的，也不能带电伤人。而如发生这样的情形，则产品显然存在缺陷。因此，如受害人能证明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自毁、自灭、伤人毁物情形存在，即是证成了产品存在缺陷。那么被告要证明为什么会爆裂，即是内在质量原因还是其他外在原因造成爆裂。不能证明，则因举证不能，而认定存在质量原因——缺陷。
　　但问题又产生了，如果证明该产品符合法定标准，是不是意味着产品不存在缺陷呢？笔者认为不能。符合法定标准，仍然要满足一般安全标准。如张廷杰诉丰田汽车公司产品责任一案，终审判决就是采纳这一观点的[（1996）海民初字第3216号判决书]
第三、举证责任转换
　　有观点认为上述案例中原告的举证仅为缺陷的表面证据（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尚不能完全证实产品存在缺陷，因为没有排除其他原因造成损害的可能。笔者认为这是对的。如果被告能证明是其它原因造成的，则不能认定产品存在缺陷；如果被告不能证明是其他外在原因造成，则因举证不能，而认定存在质量问题。此时，就出现了因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基本原则要求而导致举证责任转换。被告仅仅抗辩或发表质质证意见是不足以推翻原告证明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生产者承担了产品不具缺陷的举证责任。实践中亦有法院主动进行举证责任适当分配的判例，给生产者赋予一种义务和证明机会。否则会导致所有产品都有缺陷的错误命题，无限制的加大生产者责任。
　　外国法院对上述问题亦有相同经验可供借鉴。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在《商品制造人责任》一文中认为，如何克服产品缺陷的举证责任问题：判例有的采用表面证据，亦有采用事实说明原因之法则。德国联邦法院利用举证转换之技术，解决商品制造人责任之难题，具体内容是制造人需证明商品并无缺陷事实，如肇事损害原因不能澄清，后果应由制造人承担。
第四、因果关系的证明。
　　因果关系的证明，在缺陷损害事实比较明了情况下，诉讼双方争议很大。这是有些产品责任案件不同于一般侵权案件之处。如啤酒瓶爆炸伤人案，无须就因果关系进行单独举证，比较直观。有些产品责任案件，因果关系不十分明了，如中毒，就需要举证。但是，由原告证明也是件困难的事，个中涉及到很多技术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思路也是从案例中寻找。
　　胡爱苗诉上海黄海制药厂赔偿案中，原告服用了被告生产的药物，但包装上删除了有皮疹等20项不良反映之内容。原告不知，继续服用，产品严重后果。该案中药品说明书删除20项不良反映的事实被告承认，关于损害的事实也明了。原告用医疗诊断书证明不良反映--皮疹产生原因（即因果关系）。法院采信，并驳回被告关于因果关系部分的抗辩理由：认为被告应就不具因果关系抗辩事由进行举证，由于被告未能举证而认定原告关于因果关系举证成立。
　　笔者认为这个案例中法院亦使用了举证转换技术，原告仅提出因果关系表面证据即可，要被告就不具因果关系进行举证，类似于上述缺陷部分的论述结论。这一点上，类似医疗损害案中院方举证责任，不过后者是法定倒置的举证责任，而该案适用举证责任转换技术亦达到殊途同归之效果，说明笔者观点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