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州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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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93 号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9月19日市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市长　阎立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逐月缴存的具有义务性、互助性和保障性的长期住房储金。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不含苏州工业园区，下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公积金管委会）是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是直属苏州市人民政府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单位，负责本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运作，监督检查住房公积金的帐户设立、缴存、提取、贷款等情况，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职能。

　　前款公积金中心包括在县级市、区设立的分中心、管理部。

　　第五条　苏州市人民政府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作为对县级市、区人民政府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劳动保障、民政、工商、税务、统计、工会等部门和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六条　公积金中心应当建立健全住房公积金内部管理制度，实现住房公积金管理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

第二章　缴存

　　第七条　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30日内到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公积金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帐户设立手续。

　　第八条　单位及其职工应当依法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并由单位负责办理缴存手续。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

　　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全部归职工个人所有。

　　第九条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第十条　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比照本单位同类人员。

　　第十一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每年调整一次。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月缴存最高限额的调整方案由公积金管委会按照有关规定拟订，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和职工应当相同。

　　第十二条　职工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工资的，个人部分的住房公积金可以免缴，单位部分的住房公积金应当按照规定缴存。

　　第十三条　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缴存住房公积金。对于单位擅自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超过月缴存最高限额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其超出部分由公积金中心依法退回。

　　第十四条　单位因停产满一年或者连续亏损两年等情况，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由公积金中心审核，报公积金管委会批准后，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有效期限不超过两年。单位经批准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

　　第十五条　单位依法宣告破产、撤销或者解散的，欠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比照所欠职工工资予以偿还。

　　单位合并、分立时，应当为职工补缴欠缴的住房公积金。无力补缴的，应当在办理有关手续前，明确缴存责任主体。

　　第十六条　职工因工作调动或者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发生之日起30日内，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帐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对封存的职工住房公积金帐户，单位可以委托公积金中心集中管理。

　　第十七条　公积金中心应当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卡，作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有效凭证，由职工本人保管，并实行凭卡办理制度。

　　第十八条　公积金中心应当掌握单位及其职工的相关信息。

　　劳动保障、人事、工商、税务、统计等部门应当向公积金中心提供单位及其职工的相关信息。

　　第十九条　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帐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按照规定缴存或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利息，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二十条　住房公积金的结算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与缴存比例的执行年度为当年的7月1日至次年的6月30日。

　　第二十一条　1998年12月1日以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单位为其逐月计发的住房补贴纳入住房公积金管理。住房补贴的计发基数同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第三章　提取

　　第二十二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帐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六）支付租赁自住住房房租的；

　　（七）经有权部门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保边缘困难救助对象和特困职工救助对象的；

　　（八）女满40周岁、男满50周岁下岗失业，且住房公积金帐户封存满两年的；

　　（九）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且户口不在本市或者户口迁出本市的；

　　（十）经公积金管委会决定的其他情况。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帐户内的存储余额。

　　本条第一款（一）、（五）、（六）项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额度，均不得超过当期实际发生额。提取住房公积金同时注销个人住房公积金帐户的除外。

　　第二十三条　对职工在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期间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经公积金管委会决定，公积金中心可以在其住房公积金帐户内留存一定的金额。还清全部住房贷款本息提取的除外。

第四章　贷款

　　第二十四条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公积金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二十五条　职工购买、建造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贷款当月之前缴存住房公积金达到规定期限；

　　（二）自有资金支付购（建）房款不低于规定比例；

　　（三）能够落实贷款担保；

　　（四）具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贷款偿还能力，个人信用状况良好；

　　（五）未发生或者已经全部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

　　（六）根据需要规定的其他条件。

　　前款第（一）、（二）、（六）项的规定由公积金中心拟订，报公积金管委会批准后公布执行。

　　职工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参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额度和最长年限由公积金中心根据当地的住房价格、职工购买能力及住房公积金的资金状况等拟订，报公积金管委会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二十七条　申请人在向公积金中心提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时，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公积金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7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出具审核批准书，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不准贷款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八条　受委托银行应当将住房公积金贷款资金以转帐方式直接划入售房单位（房产中介机构）或者建造、翻建、大修住房承担方在银行开立的帐户。

　　第二十九条　借款人应当依照借款合同约定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对提前偿还部分贷款本金或者一次性提前偿还全部贷款本息的，不收取借款人的违约金。

　　住房公积金和商业性住房组合贷款的借款人，在偿还住房贷款期间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应当优先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三十条　公积金中心应当加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回收管理，确保住房公积金安全。

　　第三十一条　受委托银行和担保机构应当严格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发放、回收工作，催收逾期贷款。

　　前款所称担保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对住房公积金贷款实施专业担保的机构。

　　第三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担保机构、受委托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提供便利服务。

　　任何单位不得以各种理由阻止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三十三条　经公积金管委会决定，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可以用于解决低收入职工家庭住房困难。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财政、审计、人民银行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管理和使用实施监督检查。

　　公积金中心应当接受同级财政、审计、人民银行等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五条　单位应当每年向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报告单位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情况，接受工会和职工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　公积金中心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经公积金管委会审议的上年度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结果的财务报告和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七条　公积金中心有权对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其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必要时可以按照规定将检查结果在当地信用信息系统进行提示。

　　单位应当如实提供用人情况以及工资、财务报表等与缴存住房公积金有关的资料信息，不得拒绝。公积金中心应当对单位提供的资料信息保密。

　　第三十八条　公积金中心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等稽核制度，对分中心、管理部的住房公积金业务进行管理和监督。

　　受委托银行承办的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应当接受公积金中心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公积金中心投诉、举报。公积金中心应当受理，并及时予以核查和处理。

第六章　罚则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帐户设立手续的，由公积金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公积金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积金中心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以欺骗手段违法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帐户内存储余额的，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所提款额，并可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二）以欺骗手段违法提取他人住房公积金帐户内存储余额的，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所提款额，并可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以欺骗手段违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所贷款额，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取消其1至5年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格；

　　（四）单位拒绝公积金中心检查、不如实提供用人情况以及工资、财务报表等与缴存住房公积金有关资料信息的，由公积金中心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非经营单位可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经营单位可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公积金中心或者有关部门查处后，其违法信息录入信用信息系统，作为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的依据。

　　第四十三条　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在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公积金中心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公积金中心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管理和监督等实施细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试论脑死亡立法模式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摘 要：当前，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上，国外存在专项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立法模式。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其利弊。就当前我国公众对脑死亡的接受情况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脑死亡立法的专项立法模式。
关键词：脑死亡；立法模式；我国；选择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 ），男，山东人，汉族，法学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迄今已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 通联：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 E-mail:shangujushi@sina.com

脑死亡（brain death）是指原发于脑组织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致使脑的功能不可逆转地停止，最终导致人体死亡。[1] 脑死亡法即对脑死亡问题进行的立法，是立法者通过法律对脑死亡的明文认可。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即脑死亡法立法时所采取的法律范式或立法体例。立法模式是影响立法成本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且直接决定着立法的实效与权威。当前，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们生命观念的转变，脑死亡这一远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已经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国家都已承认了脑死亡并专门制定了本国的脑死亡法，我国也正在酝酿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章。由于我国在生命立法领域方面的整体落后，我国过去毫无脑死亡立法方面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成功立法模式无疑将对我国脑死亡立法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不少学者在进经过研究后认为，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建议我国采取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那么，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否真是我国脑死亡立法所应采取的最佳立法模式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拟在此浅发拙论。
一、各国在脑死亡法上所采取的主要立法模式及其优劣分析
各国在脑死亡法的立法模式上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项立法模式，另一个则是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混合立法模式。而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实际上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应该说，上述两种脑死亡立法模式各有优劣。
（一）美国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
所谓脑死亡的专项立法模式，就是指在不无视脑死亡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固有联系的前提下，单独对脑死亡进行立法，而不是将脑死亡完全纳入器官移植法而使其成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内容的立法方式。当前，采用专项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中以美国最为典型。1966年美国提出脑死亡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并于1968年在第22届世界医学大会上，由美国哈佛医学院脑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将“脑功能不可逆性丧失”作为新的死亡标准，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脑死亡诊断标准，即“哈佛标准”。1970年，美国堪萨斯州率先在美国各州制定了有关于脑死亡的法规《死亡和死亡定义法》。1978年，美国制定了的《统一脑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并正式在法律上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在美国，脑死亡立法与器官移植立法是分开进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于脑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国提出“哈佛脑死亡标准”的当年，1968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组织就倡议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简称UAGA），至1973年，该法案已经在全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统一实施。1984年，美国又通过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这样一来，在美国，一般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规范，而脑死亡的判定则受脑死亡法的规范；如果在器官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了脑死亡的判定与实施等问题，则要受到器官移植法与脑死亡法的双重约束。
采取专项立法模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1）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作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律问题，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这就在立法上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界限进行了显然的划分，避免将器官移植与脑死亡混为一谈；（2）由于脑死亡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器官移植而更在于它是一种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因此，对脑死亡问题制定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突出脑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们相对更为全面且科学地理解脑死亡，并因之相对更为重视脑死亡；（3）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并对脑死亡问题适用专门的脑死亡法，有利于树立和体现脑死亡法的权威，提高其运作的实际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的统一适用，体现了脑死亡法对器官移植法的配合与支持，有利于器官移植活动的开展；（5）最为重要的是，将脑死亡问题单独加以立法有利于避开人们较为敏感的器官捐献问题，从而不但可使其更为乐意认同和接受脑死亡的概念，且不会对器官移植法的实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采取脑死亡专项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将脑死亡明确从器官移植中分离出来，单独制定并适用脑死亡法显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运营成本，也客观上增加了执法者的责任与负担；（2）在现有科学不能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脑死亡是绝对科学且不存在任何差错的情况下，对脑死亡进行专项立法会面临很大的立法风险。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谓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对脑死亡问题单独制定法律，而是将其与其他内容特别是器官移植一起规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为器官移植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美国对脑死亡进行专门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脑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国会通过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对脑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进行了规定，根据这些规定：脑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脑功能丧失；如果是脑死亡，必须有3名医师的诊断证明；必须有临床评估及相关的各项检查来证实供者死亡的诊断符合法律程序要求。显然，西班牙并没有将脑死亡问题作为完全独立于器官移植之外的一个问题来加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了器官移植的一个当然内容。正因为如此，西班牙没有像美国那样制定专门的脑死亡法，而是将脑死亡问题直接规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脑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袭西班牙的脑死亡立法模式而来的，该立法模式在1994年时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出台时最终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关于脑死及器官移植的各党协议会”向国会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条就对脑死亡问题进行了灵活处理。该条规定：“医生在符合以下各条之一时，可以从死者（含脑死者，下同）体内取出用于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且知道这一意愿的家属对此无异议或该死者无家属。2. 死者生前曾以书面形式表示自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或虽然死者未表示过这一意愿，但其家属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设计的脑死亡者，是指被断定为包括脑干在内的整个脑部的机能都不可逆转地停止了的死者。4. 对脑死的判定，应根据被普遍认可的医学知识，按照厚生省令来进行……”[2] 显然，日本的这一法案并不是专门针对脑死亡问题的法律，而是针对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医师从脑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时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该法案也没有将脑死亡作为确定人死亡的唯一标准，而是在坚持传统心死亡标准的基础上仅将脑死亡标准作为心死亡标准的补充标准，相对灵活地处理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的问题。在其1997年10月起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中，日本明确认可和肯定了上述立法内容与立法模式。该法规定：允许进行脑死亡者器官移植；愿意在被断定脑死亡后提供器官的人，在生前进行登记并填写自愿卡，一旦发生不测，在直系亲属同意的情况下，医院可对其器官进行移植。除西班牙、日本之外，德国也采取了这种立法模式，它也直接将脑死亡问题规定在了其1997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中。
混合立法模式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减少了立法投入，节约了立法运营的成本；二是在脑死亡还没有被以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是绝对无误及人们对脑死亡还表现出一种不认同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有助于将脑死亡问题模糊化，避免该问题被过度张显；三是将脑死亡作为提高器官移植成功率的重要保障，明确将脑死亡的意义在某一特定阶段上限定在了器官移植方面，具有很强的务实性。而其弊端在于：（1）把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人为地连接到了一起，将脑死亡的意义局限到了器官移植一个方面，使脑死亡法具有很浓厚的功利性，也极大地抹杀了脑死亡法的其他现实意义，如其民事意义、刑事意义等；（2）客观上会减弱脑死亡法律规范的实效，并也会给器官移植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3）由于医学界的不当宣传与误导，人们往往认为国家倡导其接受脑死亡概念的动因在于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从而使其易对脑死亡法产生误解而不愿接受脑死亡，甚至还会因此而对器官捐献产生厌弃，极大地限制了脑死亡法的实际作用。
二、我国脑死亡法立法模式之选择
通过以上对脑死亡法两种立法模式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脑死亡立法的模式问题上，我国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具有更多的优势，且相对于统一立法模式而言也是更为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具体来说：
1. 当前，我国大部分人都脑死亡还没有形成全面而科学的认识，对脑死亡表现出了较大的排斥和不信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对脑死亡问题制定并适用专门的立法，有利于对脑死亡问题进行更为科学的法律宣传与医学宣传，从而使全社会形成对脑死亡的全面、科学认识，帮助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脑死亡。
2. 尽管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并不是一部法，而各有其适用范围与调整对象，但在器官移植方面，二者却有着无可否认的固定联系。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约而其本身又摆脱不了与器官移植法之间的固有联系的脑死亡法，可以使脑死亡法成为器官移植的辅助法而又不会表现得过于功利。
3. 由于过去医学理论界一些学者在提倡脑死亡法立法建议时，将脑死亡法作为解决器官移植供体器官来源不足的主要依据，错误地分析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之间的关系，导致很多人对脑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种偏见，即认为脑死亡立法就是为了服务于医生强制从脑死者身上采集人体器官的保障法。在这种偏见的误导下，人们不仅对脑死亡法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与排斥，且对器官捐献也产生了一定误会。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规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则不仅会加重人们对脑死亡法的误解，不利于人们对脑死亡的认同和接受，且极有可能会产生“恨乌及屋”的负面效果，使人们对器官移植法也产生抵触。
4. 脑死亡作为一种较传统心死亡更为科学的死亡概念，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这一个方面，更在于为脑死亡这种科学的死亡标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据以及为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能力的终止以及杀人罪的成立等民事与刑事问题提供立法支持，如果采取混合立法模式则很容易张显脑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义而掩盖甚或抹杀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对于器官移植而言的更为重要的意义。
5. 在脑死亡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借鉴美国的做法而采取了专项立法模式，台湾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于同年9月颁布了《脑死亡判定步骤》。如果我国在该方面也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则将显然有利于避免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脑死亡问题的产生法律冲突，从而有利于两地开展更为广泛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交往，有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
基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以为，我国脑死亡法应当采取专项立法模式，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而不应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搅在一起，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统一立为同一部法。当然，将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单独制定一部《脑死亡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脑死亡与器官移植之间的特殊联系，将脑死亡完全与器官移植脱钩，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对脑死亡作任何规定，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丝毫不提及器官捐献及器官移植；相反，出于脑死亡法与器官移植法固有联系及协调两法之间关系的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依旧需要提到脑死亡问题，而在《脑死亡法》中也依旧需要充分考虑器官移植的现实需要。为此，需要在我国器官移植法中规定：医师可以从生前自愿捐献其遗体或遗体器官或者在其死后经其家属同意而捐献遗体或遗体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于移植，但如以脑死亡标准判定患者已经死亡的，需要依据《脑死亡法》的规定严格进行。而在《脑死亡法》中也需要规定：摘取脑死者的器官用于移植的，需于脑死者生前征得其本人同意或于其死后征得其家属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1] 吴崇其, 达庆东.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P495.
[2] 顾肖荣, 倪正茂.生命法学论丛[M],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8, P 80.

（本文已发表于《卫生政策》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