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缺席判决制度之管见/李同民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1 05:56:28 浏览: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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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缺席判决制度之管见
李同民 张燕华
缺席判决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当前公民法律意识不强，不能全部到庭参加诉讼，而拘传等强制措施又跟不上的情况下，该制度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结案率，保证司法畅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的过于简单、笼统，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对缺席被告的上诉权未有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从被告的主观上划分，可将缺席归纳成三种类型，一是故意缺席，二是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三是有正当理由缺席。笔者认为对故意缺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被告的诉讼权利应有所限制。
被告故意缺席，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处分权利，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则是以一种消极的作为方式处分权利，他既处分了程序上的诉权，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当事人对已放弃的诉讼权利，就不得再要求法院重新裁决，否则也与现代司法“公正、高效”的原则的相背离。
如果对缺席被告的上诉权不从法律上加以限制的话，仅仅让其承担对方的相关费用，显然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当事人不仅可以利用这种程序上的缺陷拖延诉讼，同时也可以间接达到变更案件的级别管辖的目的。如果纵容这种现象蔓延而不给予相应制约的话，必会导致被告滥用处分权利，既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也人为地增加了原告一方的诉累。
所以，笔者认为对故意缺席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被告其只享有程序意义上的上诉权，不享有胜诉权。同样，对缺席被告申请再审的权利也受此限。
二、对缺席判决的适用程序未加限制。
笔者认为在简易程序中不能适用缺席判决。因为其一，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缺席会使原告方的主张缺少抗辩，体现不出简易程序简便易行的特点，另外简易程序由法官一人独任审判，如被告不到庭，在案件定性和适用法律也容易出现偏差。虽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会浪费一定的时间，但程序公正是保护实体公正的前提，由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把关，可以弥补因被告缺席而造成的权利失衡。
其二，简易程序中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这与缺席判决必须用“传票传唤”的规定相矛盾。
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9条规定“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笔者认为被告下落不明导致的法律后果就是缺席判决，故参照该规定，在简易程序中是不能适用缺席判决的。
李同民 张燕华
缺席判决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当前公民法律意识不强，不能全部到庭参加诉讼，而拘传等强制措施又跟不上的情况下，该制度对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提高结案率，保证司法畅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的过于简单、笼统，在审判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对缺席被告的上诉权未有限制。
在司法实践中，从被告的主观上划分，可将缺席归纳成三种类型，一是故意缺席，二是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三是有正当理由缺席。笔者认为对故意缺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被告的诉讼权利应有所限制。
被告故意缺席，是以不作为的方式处分权利，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则是以一种消极的作为方式处分权利，他既处分了程序上的诉权，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当事人对已放弃的诉讼权利，就不得再要求法院重新裁决，否则也与现代司法“公正、高效”的原则的相背离。
如果对缺席被告的上诉权不从法律上加以限制的话，仅仅让其承担对方的相关费用，显然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当事人不仅可以利用这种程序上的缺陷拖延诉讼，同时也可以间接达到变更案件的级别管辖的目的。如果纵容这种现象蔓延而不给予相应制约的话，必会导致被告滥用处分权利，既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也人为地增加了原告一方的诉累。
所以，笔者认为对故意缺席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被告其只享有程序意义上的上诉权，不享有胜诉权。同样，对缺席被告申请再审的权利也受此限。
二、对缺席判决的适用程序未加限制。
笔者认为在简易程序中不能适用缺席判决。因为其一，在诉讼过程中被告缺席会使原告方的主张缺少抗辩，体现不出简易程序简便易行的特点，另外简易程序由法官一人独任审判，如被告不到庭，在案件定性和适用法律也容易出现偏差。虽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会浪费一定的时间，但程序公正是保护实体公正的前提，由合议庭成员共同对案件事实及适用法律把关，可以弥补因被告缺席而造成的权利失衡。
其二，简易程序中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这与缺席判决必须用“传票传唤”的规定相矛盾。
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9条规定“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不得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笔者认为被告下落不明导致的法律后果就是缺席判决，故参照该规定，在简易程序中是不能适用缺席判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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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委托与委派的不同性质分析典型贪污 特殊贪污及职务侵占中主体身份在客观要件上的不同点
张生贵
某地境内影响一时的交化公司班子成员集体贪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可以说是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经过近一年的审理仍未最终定案,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结后有三人上诉,二审发还重审后, 全案五被告均提出了上诉,接受本案第五被告人王某家人的委托, 我担任了王某的辩护人参加了庭审,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虽被重审采纳,但在本案定性方面还有可谈之处。
缺憾之 一、控辩双方对罪名确定不谋而合,审判法庭重审时改变定性。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是依据第271条职务侵占罪提起指控的,案件由来及事实的认定各方均没有异议。涉案五被告人系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的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会计、 监事长、现金,也是公司的班子集体。自98年3 月份至2000年8月份, 利用职务之便利采取私设小金库及“小进大出”的手段将公司法人资产从单位小金库支出,并以奖金方式平均分取,累计28万元,人均取利5.7万元。
罪案发源于职工举报,纪委查办, 查清后移交检察部门,虽说是涉案标的不大, 但案件的发生使班子集体成员无一漏网,就感到影响不小。情节虽简单,但紧接着涉及到的定性定罪又使得当地司法界,包括检、 法及律师各有不同的判断认识,到后来的审判中也真是出现了“控而不判,判而无控”“一审落判，重审改裁”的现象。
公诉方以职务侵占罪为指控,理由是从该公司的性质上看,公司经过九四年的改制，国有参股(34%)、 职工入股(60%)组成，是特殊时期组成的股份合作制公司, 而改制方案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中明确“国有股”是以固定资产折旧注入,逐年计取资产占用费,不收股利, 十年后全部资产撤出。自九四年改制后至二000年年末,公司均按方案如数缴纳资产占用费,案发时做为国有股体现的固定资产完好无损, 五被告只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小金库资金以奖金方式集体均分,因而控告方按职务侵占罪提出公诉。
案件在第一次初审后,按照“职务侵占罪”下判, 五被告中有三人以量刑较重为由提出上诉,二审审查后认为没有查清主体身份而发还重审,案件焦点再次转移到被告人主体身份方面,原因是在公司改制的一九九四年, 其主管部门－－商业局给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一被告人)及监事长(第五被告人)出具过一份“委托书”,委托代管公司内的国有资产部分。重审时控方仍旧依据《刑法》第271条确定罪名, 再次按职务侵占提起公诉,做为本案被告的各辩方, 根据全案事实也以控方定性正确,有部分辩方附以主、从犯认定有异议做二层辩护,另三位辩护人以量刑情节及有自首行为为由做从轻辩护。 第二次庭审之后法院以集体“贪污罪”改变了定性,提高了刑期,加重了处罚,五被告及其辩护人均提出上诉。
缺憾之二、“贪污”“侵占”似是而非,细辩案情确认定性。
按照《刑法》规定各罪的成罪要件,辩护人依然坚持职务侵占罪的定性较为准确。我国《刑法》 把“贪污”与“侵占”分别列入不同的侵害客体类罪,就“贪污”而言又有“典型的贪污罪”与“特殊转化的贪污罪”,《刑法》第382条是典型的贪污罪,从主体构成、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成罪客体四方面均有清晰明了的规定,而该案应当说主要针对难点在于是否是“特殊类型的转化型贪污”,近因依据是《刑法》第271条二款的规定。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及法无明文不定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的审判实践, 确认罪名应追求准确无误,排除似是而非, 该案中主要是看五被告是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特殊主体，具体可见,涉案中公司的性质是“国有参股”,并不是“国有独资公司”, 被告人虽有国家机关“委托”, 但被告主体身份也并非是被委托到非国有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
缺憾之三、“委托”“委派”性质不一，“国资”“法资”应有区别
《刑法》条文表明: “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是特殊贪污罪的构成主体。《刑法》第271条二款取用“委派”、“从事公务”, 并未包含“委托”行为, 而《刑法》第382条二款则采用“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由此可见《刑法》条文对“委托”、“委派”的含义和性质是有不同区分的,“委托”主要针对的是“国有财物” 重在客体指向,以保护国有财物和被委托主体的廉洁为要，受委派者与委派者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受委派人按照委派者指示行事，是履行职务行为。而委托者与受委托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受托人按委托人指示活动，是民事活动中的授权行为，两者的相同点：都以本人名义从事活动，活动结果由本人承担，但不同点在于责任后果及客观行为有完全不一的性质。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第十条、第十四条对公司人员侵占公司财物罪做过明确规定, 而本案中被占资产并不是“国有”资产，客体对象方面与典型贪污罪不尽相同。 也曾有不少的刑法学理论教材中把“国有财物”含在“法人财物”内容中,不作区分。但最高院2000年2月16 日“关于对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国有资金的行为如何定性”以及2001年5月23日“关于在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该两个批复意见从成罪要件的主体、客体两方面加以明确,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把“国有财物”、“法人财物”、“委托”、“委派”、“国有参股主体”做了具体规定,对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有法人代表被继续任命到改制后的国有独资公司中任职的,也做过纪要性说明。具体到本案, 被告虽有被委托的事实,但国有财物未受到侵害, 从刑法保护的特殊客体看不具备贪污罪的构成要件,笔者倾向应定为职务侵占罪。
作者单位：内蒙古上京律师事务所
缺憾之四：法律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力度还需强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上诉人行使上诉权的内容，同时还专门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作出了规定，即“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做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更应当绝对保护公民的上诉权。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仅规定了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没有规定保护上诉权的具体方法，内容不够全面具体，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正确全面理解立法本意的基础之上，结合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通过《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上诉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对上诉不加刑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仅就上诉不加刑问题作出了一般原则性规定，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至二百五十八条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既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我国的第二审程序实行全案审理原则，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只要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全案进行审理，即针对一审裁判中有关未提出上诉的其他被告人的裁判内容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存在错误也要进行审查，结果是使得一审裁判对于其他被告人作出的判决结果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并有可能发生改判，根据上诉不加刑的二审原则，对于提出上诉的被告人不能加重刑罚，如果允许对于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则势必造成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二审中不会被加重刑罚，其他同案被告人却由于他人提出上诉而可能在二审中被加重刑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二审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或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被告人不能再提出上诉，如果对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则实际上剥夺了这部分被告人的上诉权，有悖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是针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被告人作出的，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仅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则二审法院仅可以对被抗诉的被告人加重刑罚，不论其是否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均不得加重其刑罚。否则就会剥夺这部分被告人的上诉权。解释采纳的是这种意见。
缺憾之五：上诉不加刑的含义与二审改变罪名不应当发生互不相干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改变罪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根本含义，就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只能维持原判刑罚，或者对上诉人改判轻于原判的刑罚，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对上诉人改判重于原判的刑罚，包括通过改变罪名的方式对上诉人加重刑罚，如果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认定罪名确有错误，只能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前提下，对上诉人改判其他罪名，如果改判罪名会必然导致对上诉人加重刑罚，则不能作出这样的改判。关于在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下对一审适用刑罚错误的纠正，《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
由于由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不适用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即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可以对上诉人判处重于原判刑罚的刑罚。因此，对于一审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依法应当加以纠正的，在过去的刑事审判实践中，有些第二审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人民法院纠正原判决适用刑罚上的错误，对上诉人判处适当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这种作法虽然可以纠正原判在适用刑罚上的错误，但其本身是极为错误的，不仅变相地违背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还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新审判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条件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其中并不包括一审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情形，因此，只有在原判决具备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时，第二审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如果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即使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也不得撤销原判，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更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借口，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以达到改判加刑的目的。
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必须依法改判的案件，能否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理论界对此认定不一，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处刑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如果允许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对上诉人改判重于原判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实际上也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违背，同立法时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本意相抵触，同时，由于第二审法院因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作出的不对上诉人加重刑罚的裁判是符合程序法规定的，是正确的裁判，因此没有理由对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予以纠正，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有失偏颇，首先，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必须依法予以改判的案件，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对上诉人改判适当的、重于原判的刑罚，或依法适用附加刑，并不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仅是禁止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加重上诉人的刑罚，而不能禁止通过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的错误进行纠正，其次，第二审法院因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作出的不对上诉人加重刑罚的裁判虽然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但由于原判决适用刑罚确有错误的，因此二审维持原判刑罚的裁判在适用刑罚上也是确有错误的，因此对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予以纠正，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对于上述问题刑事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最终结果都是加重刑罚，就不如保留实践中原有的作法，既便于操作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即不能考虑操作简单也不能考虑诉讼经济，而必须从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既重实体程序上适用刑罚的正确无误，同时又重视审判程序的合法，可以说《解释》的上述规定对于规范审判程序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63号 2004年1月21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促进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规范水资源有偿使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直接从河流、湖泊或者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取水户），均按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审批发放取水许可证管理的权限及限额征收水资源费。
黄河及其一级支流上的取水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供水工程取水，其水资源费由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水源地跨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财政、审计、物价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水资源费的征收和使用实施监督。
第四条 下列取水免征水资源费：
（一）农村用人力、畜力年取水1000立方米以下的（经营性取水除外）；
（二）为农业灌溉年取地表水10000立方米以下，取地下水2500立方米以下的；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水的；
（四）农业抗旱应急必须取水的；
（五）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取水的；
（六）为防御和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危害必须取水的；
（七）国家和自治区另有规定的。
前款（四）、（五）、（六）项规定中，取水转为正常用水的，应当缴纳水资源费。
第五条 水电厂的发电用水和火电厂的冷却循环用水以及为农业灌溉年取地表水10000立方米以上、取地下水2500立方米以上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缓征水资源费。
第六条 缴纳水资源费确有困难的企业，可以向有水资源费征收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酌情予以减免。
第七条 取水户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装置质量合格的量水计量设施，水资源费按量水计量设施的实际计量数计收。
未按规定装置量水计量设施或者未及时更换已损坏的量水计量设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安装或更换；逾期不安装或不更换的，水资源费以取水设施24小时连续最大取水量计收。
第八条 上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属于本级征收的水资源费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单位代收。代收的水资源费，按代收金额的一定比例提取手续费。其中。代收金额500万元以上的按照1％提取，500万元至200万元的按照1.5％提取，200万元至100万元的按照2％提取，100万元以下的按照3％提取。提取的手续费用于代收单位代收管理费用的支出。
第九条 取水户应当在每年十一月份，向有水资源费征收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下一年度取水计划，经审查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自治区物价部门会同自治区财政部门核定后执行。
各行业的计划取水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行业的实际需要和当地水资源情况进行核定，并报自治区物价、财政部门备案，对取水户超计划取水部分，征收超计划取水量的水资源费，具体标准由自治区物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资源费，应当持有同级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使用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十二条 水资源费按月或者季度征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取水户送达《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费缴款通知书》，取水户应当在收到缴费通知书后15日内缴纳水资源费。
第十三条 水资源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截留、坐支和挪用，当年结余可以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十四条 水资源费的使用范围：
（一）水资源综合考察、调查评价、监测、规划；
（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及节约用水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宣传；
（三）供水水源和供水设施建设及保护；
（四）部分地下水补灌、回灌及综合节水措施；
（五）水资源保护、管理及奖励等。
第十五条 水资源费用于城市规划区内的供水水源地开发利用和供水设施建设及保护等重大项目，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编制年度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使用。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资源费征收工作中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调查、询问取水户取水的有关情况；
（二）收集、调取与征收水资源费有关的文件、证明材料和资料；
（三）查阅、复制有关水资源费征收所需的单据、票据、账薄、记账凭证和报表等；
（四）进入取水户的取水地点检查取用水情况。
水资源费征收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七条 取水户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处应缴或者补缴水资源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对坐支、截留、挪用水资源费的行为，按照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征收水资源费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开采地下热水、矿泉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交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再就地下热水、矿泉水征收水资源费。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张生贵
某地境内影响一时的交化公司班子成员集体贪污、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可以说是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经过近一年的审理仍未最终定案,一审法院第一次审结后有三人上诉,二审发还重审后, 全案五被告均提出了上诉,接受本案第五被告人王某家人的委托, 我担任了王某的辩护人参加了庭审,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虽被重审采纳,但在本案定性方面还有可谈之处。
缺憾之 一、控辩双方对罪名确定不谋而合,审判法庭重审时改变定性。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是依据第271条职务侵占罪提起指控的,案件由来及事实的认定各方均没有异议。涉案五被告人系五金交电化工公司的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会计、 监事长、现金,也是公司的班子集体。自98年3 月份至2000年8月份, 利用职务之便利采取私设小金库及“小进大出”的手段将公司法人资产从单位小金库支出,并以奖金方式平均分取,累计28万元,人均取利5.7万元。
罪案发源于职工举报,纪委查办, 查清后移交检察部门,虽说是涉案标的不大, 但案件的发生使班子集体成员无一漏网,就感到影响不小。情节虽简单,但紧接着涉及到的定性定罪又使得当地司法界,包括检、 法及律师各有不同的判断认识,到后来的审判中也真是出现了“控而不判,判而无控”“一审落判，重审改裁”的现象。
公诉方以职务侵占罪为指控,理由是从该公司的性质上看,公司经过九四年的改制，国有参股(34%)、 职工入股(60%)组成，是特殊时期组成的股份合作制公司, 而改制方案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中明确“国有股”是以固定资产折旧注入,逐年计取资产占用费,不收股利, 十年后全部资产撤出。自九四年改制后至二000年年末,公司均按方案如数缴纳资产占用费,案发时做为国有股体现的固定资产完好无损, 五被告只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公司小金库资金以奖金方式集体均分,因而控告方按职务侵占罪提出公诉。
案件在第一次初审后,按照“职务侵占罪”下判, 五被告中有三人以量刑较重为由提出上诉,二审审查后认为没有查清主体身份而发还重审,案件焦点再次转移到被告人主体身份方面,原因是在公司改制的一九九四年, 其主管部门－－商业局给公司法定代表人(第一被告人)及监事长(第五被告人)出具过一份“委托书”,委托代管公司内的国有资产部分。重审时控方仍旧依据《刑法》第271条确定罪名, 再次按职务侵占提起公诉,做为本案被告的各辩方, 根据全案事实也以控方定性正确,有部分辩方附以主、从犯认定有异议做二层辩护,另三位辩护人以量刑情节及有自首行为为由做从轻辩护。 第二次庭审之后法院以集体“贪污罪”改变了定性,提高了刑期,加重了处罚,五被告及其辩护人均提出上诉。
缺憾之二、“贪污”“侵占”似是而非,细辩案情确认定性。
按照《刑法》规定各罪的成罪要件,辩护人依然坚持职务侵占罪的定性较为准确。我国《刑法》 把“贪污”与“侵占”分别列入不同的侵害客体类罪,就“贪污”而言又有“典型的贪污罪”与“特殊转化的贪污罪”,《刑法》第382条是典型的贪污罪,从主体构成、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成罪客体四方面均有清晰明了的规定,而该案应当说主要针对难点在于是否是“特殊类型的转化型贪污”,近因依据是《刑法》第271条二款的规定。根据罪行法定的原则及法无明文不定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的审判实践, 确认罪名应追求准确无误,排除似是而非, 该案中主要是看五被告是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特殊主体，具体可见,涉案中公司的性质是“国有参股”,并不是“国有独资公司”, 被告人虽有国家机关“委托”, 但被告主体身份也并非是被委托到非国有公司的“国家工作人员”。
缺憾之三、“委托”“委派”性质不一，“国资”“法资”应有区别
《刑法》条文表明: “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是特殊贪污罪的构成主体。《刑法》第271条二款取用“委派”、“从事公务”, 并未包含“委托”行为, 而《刑法》第382条二款则采用“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由此可见《刑法》条文对“委托”、“委派”的含义和性质是有不同区分的,“委托”主要针对的是“国有财物” 重在客体指向,以保护国有财物和被委托主体的廉洁为要，受委派者与委派者之间有行政隶属关系，受委派人按照委派者指示行事，是履行职务行为。而委托者与受委托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受托人按委托人指示活动，是民事活动中的授权行为，两者的相同点：都以本人名义从事活动，活动结果由本人承担，但不同点在于责任后果及客观行为有完全不一的性质。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决定》第十条、第十四条对公司人员侵占公司财物罪做过明确规定, 而本案中被占资产并不是“国有”资产，客体对象方面与典型贪污罪不尽相同。 也曾有不少的刑法学理论教材中把“国有财物”含在“法人财物”内容中,不作区分。但最高院2000年2月16 日“关于对委托管理、 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国有资金的行为如何定性”以及2001年5月23日“关于在国有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该两个批复意见从成罪要件的主体、客体两方面加以明确,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把“国有财物”、“法人财物”、“委托”、“委派”、“国有参股主体”做了具体规定,对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原有法人代表被继续任命到改制后的国有独资公司中任职的,也做过纪要性说明。具体到本案, 被告虽有被委托的事实,但国有财物未受到侵害, 从刑法保护的特殊客体看不具备贪污罪的构成要件,笔者倾向应定为职务侵占罪。
作者单位：内蒙古上京律师事务所
缺憾之四：法律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力度还需强化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上诉人行使上诉权的内容，同时还专门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作出了规定，即“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上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做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更应当绝对保护公民的上诉权。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仅规定了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没有规定保护上诉权的具体方法，内容不够全面具体，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正确全面理解立法本意的基础之上，结合法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通过《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对上诉权的保护问题，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对上诉不加刑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仅就上诉不加刑问题作出了一般原则性规定，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至二百五十八条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既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也不能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我国的第二审程序实行全案审理原则，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只要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就应当对全案进行审理，即针对一审裁判中有关未提出上诉的其他被告人的裁判内容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存在错误也要进行审查，结果是使得一审裁判对于其他被告人作出的判决结果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并有可能发生改判，根据上诉不加刑的二审原则，对于提出上诉的被告人不能加重刑罚，如果允许对于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则势必造成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二审中不会被加重刑罚，其他同案被告人却由于他人提出上诉而可能在二审中被加重刑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时，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实行两审终审制，第二审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或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被告人不能再提出上诉，如果对未提出上诉的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则实际上剥夺了这部分被告人的上诉权，有悖于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是针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被告人作出的，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果人民检察院仅对部分被告人提出抗诉，则二审法院仅可以对被抗诉的被告人加重刑罚，不论其是否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均不得加重其刑罚。否则就会剥夺这部分被告人的上诉权。解释采纳的是这种意见。
缺憾之五：上诉不加刑的含义与二审改变罪名不应当发生互不相干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可以改变罪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根本含义，就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只能维持原判刑罚，或者对上诉人改判轻于原判的刑罚，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对上诉人改判重于原判的刑罚，包括通过改变罪名的方式对上诉人加重刑罚，如果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认定罪名确有错误，只能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前提下，对上诉人改判其他罪名，如果改判罪名会必然导致对上诉人加重刑罚，则不能作出这样的改判。关于在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情况下对一审适用刑罚错误的纠正，《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
由于由于上诉不加刑原则不适用于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即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后，原审法院可以对上诉人判处重于原判刑罚的刑罚。因此，对于一审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依法应当加以纠正的，在过去的刑事审判实践中，有些第二审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人民法院纠正原判决适用刑罚上的错误，对上诉人判处适当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这种作法虽然可以纠正原判在适用刑罚上的错误，但其本身是极为错误的，不仅变相地违背了上诉不加刑原则，同时还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决，将案件发回重新审判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条件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其中并不包括一审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情形，因此，只有在原判决具备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时，第二审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撤销第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如果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即使对上诉人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也不得撤销原判，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更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借口，将案件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以达到改判加刑的目的。
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必须依法改判的案件，能否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理论界对此认定不一，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处刑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如果允许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对上诉人改判重于原判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实际上也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违背，同立法时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本意相抵触，同时，由于第二审法院因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作出的不对上诉人加重刑罚的裁判是符合程序法规定的，是正确的裁判，因此没有理由对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予以纠正，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有失偏颇，首先，对于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必须依法予以改判的案件，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对上诉人改判适当的、重于原判的刑罚，或依法适用附加刑，并不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仅是禁止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加重上诉人的刑罚，而不能禁止通过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的错误进行纠正，其次，第二审法院因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而作出的不对上诉人加重刑罚的裁判虽然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但由于原判决适用刑罚确有错误的，因此二审维持原判刑罚的裁判在适用刑罚上也是确有错误的，因此对其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并予以纠正，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对于上述问题刑事审判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认为，既然最终结果都是加重刑罚，就不如保留实践中原有的作法，既便于操作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即不能考虑操作简单也不能考虑诉讼经济，而必须从严肃执法的角度出发，既重实体程序上适用刑罚的正确无误，同时又重视审判程序的合法，可以说《解释》的上述规定对于规范审判程序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63号 2004年1月21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促进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规范水资源有偿使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直接从河流、湖泊或者地下取水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取水户），均按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审批发放取水许可证管理的权限及限额征收水资源费。
黄河及其一级支流上的取水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供水工程取水，其水资源费由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水源地跨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财政、审计、物价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水资源费的征收和使用实施监督。
第四条 下列取水免征水资源费：
（一）农村用人力、畜力年取水1000立方米以下的（经营性取水除外）；
（二）为农业灌溉年取地表水10000立方米以下，取地下水2500立方米以下的；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水的；
（四）农业抗旱应急必须取水的；
（五）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取水的；
（六）为防御和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危害必须取水的；
（七）国家和自治区另有规定的。
前款（四）、（五）、（六）项规定中，取水转为正常用水的，应当缴纳水资源费。
第五条 水电厂的发电用水和火电厂的冷却循环用水以及为农业灌溉年取地表水10000立方米以上、取地下水2500立方米以上的，按国家有关规定缓征水资源费。
第六条 缴纳水资源费确有困难的企业，可以向有水资源费征收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可以酌情予以减免。
第七条 取水户应当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装置质量合格的量水计量设施，水资源费按量水计量设施的实际计量数计收。
未按规定装置量水计量设施或者未及时更换已损坏的量水计量设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安装或更换；逾期不安装或不更换的，水资源费以取水设施24小时连续最大取水量计收。
第八条 上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属于本级征收的水资源费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单位代收。代收的水资源费，按代收金额的一定比例提取手续费。其中。代收金额500万元以上的按照1％提取，500万元至200万元的按照1.5％提取，200万元至100万元的按照2％提取，100万元以下的按照3％提取。提取的手续费用于代收单位代收管理费用的支出。
第九条 取水户应当在每年十一月份，向有水资源费征收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下一年度取水计划，经审查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自治区物价部门会同自治区财政部门核定后执行。
各行业的计划取水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各行业的实际需要和当地水资源情况进行核定，并报自治区物价、财政部门备案，对取水户超计划取水部分，征收超计划取水量的水资源费，具体标准由自治区物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资源费，应当持有同级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使用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第十二条 水资源费按月或者季度征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取水户送达《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费缴款通知书》，取水户应当在收到缴费通知书后15日内缴纳水资源费。
第十三条 水资源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截留、坐支和挪用，当年结余可以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十四条 水资源费的使用范围：
（一）水资源综合考察、调查评价、监测、规划；
（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及节约用水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新技术的推广、宣传；
（三）供水水源和供水设施建设及保护；
（四）部分地下水补灌、回灌及综合节水措施；
（五）水资源保护、管理及奖励等。
第十五条 水资源费用于城市规划区内的供水水源地开发利用和供水设施建设及保护等重大项目，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编制年度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批准使用。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水资源费征收工作中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调查、询问取水户取水的有关情况；
（二）收集、调取与征收水资源费有关的文件、证明材料和资料；
（三）查阅、复制有关水资源费征收所需的单据、票据、账薄、记账凭证和报表等；
（四）进入取水户的取水地点检查取用水情况。
水资源费征收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七条 取水户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资源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处应缴或者补缴水资源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对坐支、截留、挪用水资源费的行为，按照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征收水资源费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开采地下热水、矿泉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交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不再就地下热水、矿泉水征收水资源费。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