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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凉山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凉山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凉府发〔2005〕30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级各部门：
　　《凉山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州政府第32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二OO五年五月十七日



凉山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州政府）工作，依法行使职权，提高行政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结合州政府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州政府领导全州各级人民政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州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和国务院、省政府的命令、决定在全州行政机关中贯彻实施。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政府工作，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努力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凉山。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法治政府。
　　第三条 州政府组成人员要以凉山跨越发展为己任，认真履行宪法、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团结协作、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州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改进管理方式，增强执行力，提高行政效能，切实贯彻州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第五条 州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和州政府组成部门各委员会主任、各办公室主任、各局局长。
　　第六条 州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州长领导州政府的工作；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协助州长处理州政府的日常工作；副州长协助州长工作。
　　第七条 州长召集和主持州政府全体会议。州长或州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召集和主持州政府常务会议。州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州政府全体会议或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对紧急和突发性重大事件，来不及召开会议而又必须及时处理的，分管副州长协调处理后，向州长报告。
　　第八条 州长代表州政府向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州长、副州长代表州政府参加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并报告工作；州政府的工作部门可受州政府的委托向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某一方面的工作。
　　第九条 副州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州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代表州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第十条 秘书长在州长领导下，协助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处理州政府的日常工作，领导州政府办公室的工作。
　　第十一条 州长出国访问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代行州长职务。
　　第十二条 州政府各委、办主任和各局局长负责本部门工作。各委、办、局根据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和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的规章、省政府的规章、决定、命令、省政府部门和州政府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制定规范性文件。
　　审计局在州长和省审计局的双重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三章 政府职能

　　第十三条 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十四条 健全经济调节职能，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物价稳定。
　　第十五条 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六条 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政策，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公正。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第十七条 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建设服务型政府。

第四章 决策机制

　　第十八条 州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第十九条 全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和议案、经济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事务、大型项目和关系社会稳定及其他急要事项等重大决策，由州政府全体会议或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十条 各部门提请州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全州的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法制机构作出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基层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一条 州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二条 各部门、各县市政府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州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州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 依法行政

　　第二十三条 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州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十四条 州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适时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规范性文件，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州政府规范性文件报省人民政府和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二十五条 各部门、各县市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省政府、州政府的决定、命令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由州政府发布决定和命令，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规范性文件要依法及时报州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县市政府规范性文件要依法及时报州政府和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由州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州政府报告。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第二十六条 州政府提请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由州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经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审定。
　　第二十七条 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错案责任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行政监督

　　第二十八条 州政府要自觉接受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接受州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州政府各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部门的综合监督和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监察部门的综合监督和审计部门的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州政府报告。
　　第三十条 加强全州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县市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一条 州政府及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认真执行国务院《信访条例》，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州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第三十二条 州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要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拓展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的渠道，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

第七章 工作部署

　　第三十三条 州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部署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第三十四条 州政府提出的年度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工作措施和年度立法计划，确定需要讨论和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州政府召开的全州性会议和制发的公文等事项，形成州政府年度工作部署下发执行。
　　第三十五条 各部门、各县市政府要认真落实州政府年度工作部署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州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州政府办公室负责催办、督查并适时作出通报。

第八章 会议制度

　　第三十六条 州政府实行州政府全体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制度。
　　第三十七条 州政府全体会议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和州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办主任、各局局长组成。凉山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州政府巡视员、助理巡视员、州长助理、副秘书长、州政府各直属机构、综合办事机构和州级有关单位（含省垂直管理部门和省、州双重领导单位）的负责同志列席州政府全体会议。根据会议需要可通知县市长列席全体会议。
　　邀请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协、州法院、州检察院、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列席州政府全体会议。
　　州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由州长召集和主持。州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中央、省及州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重要会议精神；
　　（二）讨论和决定州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总结、部署州政府的重要工作；
　　（四）通报全州经济社会形势；
　　（五）讨论提交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六）讨论通过按照法律规定需由州政府全体会议决定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十八条 州政府常务会议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组成。会议出席人员必须在常务会议组成人员的半数以上。凉山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会议。
　　州政府巡视员、助理巡视员、州长助理、州政府副秘书长、与议题有关的州级部门主要负责人列席州政府常务会议。根据需要邀请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协有关领导及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州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1－2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州政府常务会议由州长或州长委托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召集和主持。州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制订完成上级下达的重要任务的措施，讨论决定上报省政府和州委的重要请示、报告；
　　（二）研究分析全州经济社会形势；
　　（三）讨论决定州政府的工作安排和其他重大问题；
　　（四）讨论和审议提交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等议案、工作报告和必须经州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人事任免事项；
　　（五）讨论决定由州政府公布的决定、命令和规范性文件；
　　（六）听取有关部门、县市政府的专题汇报，研究有关政策措施，讨论决定有关重要事项；
　　（七）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讨论决定州政府各部门负责干部的职务任免；各部门、各县市负责干部的奖惩以及以州政府名义召开的需要县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和以州政府名义对个人、集体的表彰、奖励及授予荣誉称号等；
　　（八）通报和讨论州政府其他事项及州长认为须经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
　　第三十九条 提请州政府全体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州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州长确定。州政府全体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州政府办公室负责，文件和议题于会前送达与会同志。
　　第四十条 州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州政府全体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向州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第四十一条 州政府全体会议和州政府常务会议的纪要由州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审定，如有需要，报州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审定。
　　第四十二条 副州长、秘书长，受州长的委托或按照分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协调和处理有关州政府工作的问题。
　　第四十三条 州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州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州政府或州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一般不邀请县市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州政府批准。全州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九章 公文审批

　　第四十四条 各部门、各县市政府报送州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四川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的规定。除州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律送州政府办公室统一按规定程序办理，一般不得直接向州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州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主动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第四十五条 各部门、各县市政府报送州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州政府办公室按照州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州长审批。如属有关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由州政府办公室直接转交有关部门办理，承办部门应及时向州政府办公室反馈办理结果。
　　第四十六条 州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向州人民代表大会或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草案、议案，人员任免，由州长签署。
　　第四十七条 以州政府名义发文，经州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审核后，由州长签发。属于分管副州长职权范围的事项并以州政府函件下达的，可授权分管副州长签发；常规事项的行文，可由秘书长签发。
　　以州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的政务类公文，由分管副州长或州政府秘书长签发。以州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的事务类函件可由秘书长或副秘书长签发。
　　各部门报请以州政府或州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可根据情况授权有关部门冠“经州政府领导同意”并由分管副州长或秘书长审签后向各部门、各县市政府行文。
　　州政府及州政府办公室的公文以及州政府各部门发布的规范性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第四十八条 州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州政府批转或州政府办公室转发。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

第十章 作风纪律

　　第四十九条 州政府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建设学习型政府。
　　第五十条 州政府领导同志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
　　第五十一条 州政府组成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报告和请假制度。州长与分管常务的副州长一般不同时外出。副州长、秘书长出访、出差、休假应事先报告州长或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州长。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州长助理外出活动的安排和在外地的活动情况，要及时告知州政府办公室。由州政府办公室通报其他领导同志。
　　州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外出，应事先向州政府办公室报告，由州政府办公室向州政府领导同志报告。对州政府召开的会议，各部门负责人应按州政府通知要求出席；因故不能出席的，应提前向会议组织人请假，未经同意不得由他人代替出席。
　　第五十二条 尽量减少州政府领导同志参加各种会议和应酬，如确需邀请州政府领导同志参加，有关部门应事先提出要求和方案，经审核同意后，由州政府办公室统筹安排。
　　第五十三条 州政府领导同志和各部门负责同志要坚持求真务实，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地方负责人不要在辖区分界处迎送。
　　第五十四条 州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州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州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州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州政府发表涉及未经州政府决定的重大问题和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州政府同意。
　　第五十五条 州政府及各部门要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搞变通。州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省、州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廉政承诺，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坚决拒收礼金；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和基层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着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标准等几种学说，从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利益的衡平性等角度考察，以权利标准作为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的基本计量标准更为合适。

　　所谓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以下简称“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主要是指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的计算依据。从理论上看，由于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界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的探讨较晚，虽形成了侵权主体标准、行为标准、产品标准、权利数量标准等争鸣状态，但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从司法实践看，由于缺乏合理、有力的理论支撑，我国并没有较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予以明确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各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导致审判实务中“同案不同判”尴尬局面的出现，损害了法制的统一及司法的权威，使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认可和信任程度下降。因此，笔者在总结关于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理论研究现状及司法实践状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司法实践，探寻法定赔偿制度建立的价值取向，以期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计量标准存在的问题

　　我国迄今还没有明确并统一的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这是核心问题。《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明确规定。针对我国这一司法现状，对于应建立何种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在理论上也争执不下，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且形成了以下几种有力学说：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即以侵犯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权利计算标准说。而基于现实的审判需要，个别高级人民法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对法定赔偿的计量标准进行了明确的量化，但各“指导意见”对此问题的规定明显不具有同一性，凌乱的规定让该问题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各“指导意见”在计算标准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此，同一性质的案件，受审判地法院“指导意见”约束的不同，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

　　对于上述情况及其出现的问题，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些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司法实践中计算的科学性。例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应当根据侵权人的多寡[1]或被告（主要是生产厂商）的多寡分别计算最高定额赔偿额。[2]这主要是考虑单个被告侵权与多个被告侵权之间差别的结果，也是为了解决原告为突破最高限额赔偿而进行分案诉讼的问题，这一标准更有利于建立完善公正、经济的诉讼机制，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但侵权人数量标准在解决多个主体侵权时，并未区分共同故意侵权和非共同故意侵权之间的适用，而司法实务依然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音像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确立了以侵权人的数量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该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应区分复制人、批发商和零售商各自侵权行为的性质及后果的不同，公平合理地确定赔偿数额”，但这种含糊的规定，依然使司法操作无所适从，计算根据科学性的缺失，使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受到众多的批评。再例如，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损害赔偿系针对一部作品而非一个侵权行为”[3]。其认为，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当侵权人侵犯了权利人的数件作品，适用法定赔偿时，不应以一个案件作为单位，而应以一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因此，如果侵权人复制了同一著作权人的多部作品，则每部作品均可以获得法定赔偿。并且明确地指明：“每件作品分别在50万元以下进行酌定，然后相加，从而确定最终的赔偿数额。”[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北京市指导意见》）第10条明确规定了以每件作品作为计算单位的标准，即以权利客体的种类为计量标准。但按照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会使部分侵权和全盘侵权法律责任同一的后果，使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

　　第二，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本身所要保护的法益。从本源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因此，知识产权法所要保护的并不是知识产权所体现的有形载体（如作品、商标、发明等）本身，而是通过载体所体现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主线展开，而法定赔偿计量标准的设定也应当以该权利为中心。但纵观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并未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参照进行标准的设定，偏离了该权利主线，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益保护不明。致使在对法定赔偿的个别计量标准在进行适用时，无法解决权利竞合状态的计算、单一侵权和全方位侵权的计算、侵权主体各异时的计算。

　　第三，有标准在建立最初，并未关注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性。矛盾因为利益的存在而无所不在，知识产权领域内也是如此。而设定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也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其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支配性和排他性，一旦这样一种私有财产权利遭到侵犯，权利人必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与侵权人进行交涉。法定赔偿制度的设定虽然有惩罚、预防或者威慑的作用，却并不会对侵权人惩罚殆尽，以防止出现新的损害。因此，应当设定一个能够有所偏向、但又大体能够平衡权利人、侵权人利益的计算标准，使已被破坏的秩序重新恢复，又不致造成新的损害。而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等计算标准，由于逻辑上的错误判断，造成了上文已述的适用困境，因而无法达到利益平衡的要求。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权利数量标准的确立

　　正如上文所述，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应当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为逻辑起点，以计算方法的科学性为主线，以达到利益平衡为逻辑终点。虽然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标准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这些问题或是实体法的，或是程序法的，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要在普遍公理和准则的基础上，寻找“相对合理主义”的解决方案。权衡考量后，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应确立权利数量标准。

　　权利数量计算标准说认为，法定赔偿额应当按侵权数量计算赔偿额[5]，以每项具体的知识产权为计算单位相对比较公平，也便于操作。[6]知识产权侵权包括侵犯单一知识产权的侵权和全方位的侵权。权利人在某一产品上具有的数种知识产权在一个侵权案件中均被侵犯，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此时，若以侵权结果论，只有一个侵权结果，只能获得最高50万元的赔偿。但是，如果侵犯他人一种和多种权利最高限额均为50万元，就极有可能放纵侵权的发生和蔓延[7]。因此，应当根据侵权人侵犯他人权利数量的多寡分别计算法定赔偿额。

　　本文之所以选择权利数量计算标准，具体理由如下：

　　（一）司法实践计算上的科学性

　　法定赔偿标准的确立，不仅是为了完善法定赔偿这一理论体系，也是为了司法实践在计算赔偿额时有章可循，因此，从司法实践计算的科学性而言，上述的侵权人数量计算标准说、侵权行为计算标准说、权利客体种类计算标准说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第一，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有适用时无法解释的难点。假设甲乙丙丁对A之权利实施了侵权行为，此时，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当甲乙丙丁在法律上作为一个整体时，权利人对其提起诉讼时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四个独立主体共同侵权时，笔者认为，由于共同侵权在法律上只视其为一个侵权行为，一个共同的侵权目的，故其责任承担内容是同一的，共同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亦只得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制度；当甲乙丙丁皆属独立主体、且非基于共同侵权之主观过错实施侵权时，应属四个侵权案件，此时，既可分别审理也可因权利主体的主张而共同审理，如共同审理，法院必须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否则，就会造成对权利主体的不公平，因A本可分别起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可能实际获得高于50万元的赔偿，A节省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却使自身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如果只能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其最高限额不能超过50万元，这是不符合法律公平、效率价值要求的。可见，单纯以侵权人的数量为计算标准会造成重复赔偿或导致对权利人的不公。

　　第二，笔者认为，如果主体同一，侵权的客体同一，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也同一，只是单纯的在侵权行为的次数上有所不同，则并没有分别适用法定赔偿的必要。当然，如果主体同一，侵犯的客体也同一，但侵权的性质、种类、方式、目的等并不同一，此时并不必然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例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但甲在B、C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D专利权，在这里，侵权主体都是甲，权利主体都是乙，侵权客体都是乙的D专利权，但显然并不能只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究其原因，到底是因为侵权行为的次数还是因为侵犯的权利数量抑或是知识产品的数量呢？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适用多份法定赔偿是基于侵犯多项知识产权（A、B、C产品分别侵犯了乙的D专利权，即在法律上受侵犯的专利权有三份）或者是基于侵犯的知识产品为多项（A、B、C），而非基于多个侵权行为。事实上，不仅多次侵权行为适用一份法定赔偿的事情屡屡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次侵权行为适用多份法定赔偿也并不鲜见。比如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侵犯了甲乙丙丁四位著作权人的权利，此时，侵权行为只有一个——论文合集的发行，但甲乙丙丁皆有权要求分别适用法定赔偿。

　　笔者认为，针对同一客体，同一侵权主体以同一侵权方式实施的多次侵权行为，究其实质仍为同一侵权行为，次数的不同只是一个侵权行为的一部分，并不能因此而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此，基于侵权行为的同一性，同一性质的多次侵权行为应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只是在适用法定赔偿时，侵权行为的次数只能也应当作为赔偿数额的参考因素之一。

　　第三，以侵权的标的（知识产品）为计量标准，不仅体现在《北京市指导意见》里，也是美国现行法的做法，这当然有其一定道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其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能解决部分侵权和全方位侵权在适用法定赔偿时的矛盾。

　　假设甲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B，B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企业名称权、外观设计权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盘假冒”，也生产了仿冒乙A产品的C，C侵犯了乙的商标权，也就是部分侵权，如果依知识产品标准，乙就B、C产品皆只能提起一次法定赔偿之诉。再假设B、C产品都对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按最高额来赔偿，此时，甲就B、C产品对乙的赔偿额完全一样。如此规定使得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失衡，造成了行为与责任的不对等，造成明显不公；并且，此类规定在客观上歪曲了法律的引导作用，在社会上助长了侵权之风的盛行，对法律价值的实现极其不利。但如果适用权利标准，则可以解决该问题。

　　假设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论文合集，涉及到甲的3篇文章、乙的2篇文章、丙的3篇文章，此时，如以知识产品为标准计算，侵权的标的为一个——论文合集，难道只可适用一次法定赔偿？如果甲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后乙、丙可否再提起诉讼？如果该合集完全是因为甲的第一篇文章而畅销，那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如何分配赔偿数额，是按文章占总文章的比例还是按作者占作者数量的比例？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但用权利标准可轻易解决该问题：甲、乙、丙各就自己的每篇文章拥有著作权，可以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

　　以权利数量为其计算标准，不但上述问题可迎刃而解，侵权竞合情况等问题的解决也显得简单、明确。

　　假设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也是乙之著作权；又如，甲侵犯了乙之商标权，但该商标权同时亦为丙之著作权，此时涉及到权利竞合问题。关于侵权竞合行为，有的学者主张因其实质只有一个侵权行为、一个侵权目的，只能按照一个单位的法定赔偿计赔。[8]但笔者认为，解决知识产权的疑难问题不能脱离民法原理的支持，不能脱离损害赔偿法的背景知识。关于同一侵权行为基于同一侵权过错侵犯数项知识产权的，笔者认为应区分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数个权利主体为同一时，适用民法上请求权竞合的原理，由当事人选择某一项权利适用法定赔偿，即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可以任意择一请求权行使，但不允许同时适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以免造成权利的失衡，形成不当得利，此时，可参考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相关规则；第二种情形，有数个不同权利主体时，可以分别计算损害赔偿额。例如，甲骑马的样子被乙制作成摄影作品，卖给丙作为香烟商标，丁擅自使用该商标于成人用品上，给甲、乙、丙造成较大的精神损害和物质损失。此时，甲之肖像权、乙之著作权、丙之商标权皆受有损害，笔者认为，甲乙丙皆可主张自己的权利，任一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如果其他主体不知情或未提起诉讼，法院可以追加其他主体为第三人，如果其不参加诉讼，法院可以就权利主体的诉讼请求宣判，但在判决赔偿数额时应考虑其他权利主体的存在，为其他权利主体预留出赔偿份额，以免给侵权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造成权、义、责的失调。

　　知识产品标准的优势与适用空间权利标准也可以涵盖。比如，甲在A产品上侵犯了乙的E专利权，但甲在B、C、D等多类产品上都利用了乙的E专利权，应如何适用法定赔偿？此时，如果以知识产品标准来解决法定赔偿的适用当然非常轻松，且结果也很公平，但用权利标准来解决也并非不可能。笔者认为，甲应就A、B、C、D产品分别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因为A、B、C、D几种产品上都存在着E专利权，尽管此时权利种类是一样的，但权利的数量是多个，应分别计算。

　　（二）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价值追求的正当性

　　正义价值是知识产权制度所追求并要促进的首要价值目标。法律要保护的就是权利主体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皆在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其制定的目的以及保护的价值：法律的制定目的或价值取向都是在维护权利人的既得利益，即对劳动者的智力成果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如果其智力成果得不到全面保护，或者受损害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即无正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