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与地方保护主义
邵东县人民法院 刘海涛
经济的市场化、一体化、现代化势必以法治的现代化为前提。当前，随着司法改革足音的不断切近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颁布，人们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投注于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恶果也越来越凸显，成为我们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认识到，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区际间对资源分配、人才交流、市场交换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是因为各区际间狭隘的局部利益所致，其本质是违法的。而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有其体制上、经费保障制度上的深层原因。因此，从制度上改变目前我国司法权地方化、各级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权的状况，是我们克服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途径。关于变更人民法官的产生方式、人民法院领导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论述因而也常见于智者论述中。但是，囿于宪法修改的严谨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渐进性，上述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还难以实现。本文试就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克服作一浅探。或可以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为契机，寻找一个较为便捷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及司法腐败蔓延的切入点。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
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 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２、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乃至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也被限制在事后监督的范围内，而无法对司法不公起到直接的事前防范作用。至于其他组织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更受到了种种限制（尽管这些限制是正当的而且绝对必要）。因而，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也就成了最有效、最主要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不必像判决那样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而更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也使得法官对其司法权的行使悖离了其应当具有的被动性的特点。通常观念甚至认为，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便利群众。显然，这就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３、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判决可能会导致一方当事人因不服而上诉。一审法院处于地方权力和地方意识的包围中，相对而言，二审法院就显得超脱许多，因而上诉审作为对一审裁判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对防范司法不公尤其是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可上诉的特点。这一对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导致了上诉这一重要监督机制对调解不复存在。法官所须承担的诉讼风险也因此大大下降。显然这不利于督促一审法院严肃执法。同时，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由于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负面因素存在，实际上使得法院和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有可能游离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规范之外，这在客观上就为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二、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体现
现化法制观念普遍承认：“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因此，一整套严谨、完备的诉讼程序制度的制订和遵行，以及相对完善的实体法规范，是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权滥用的基本前提。如前所述，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又因其本身的缺陷和执行中的不规范，使得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不合理的自由发挥空间。显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肆意猖镢。
1.现行调解制度本身的负面因素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获得极大的滋生空间。
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从人事任免、财政政策、人情往来等各个方面影响和干扰法官的审判活动，有时还以“注重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面目出现。而其维护地方不法利益的初衷显然与大一统的立法存在着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往往使法官无所适从，陷入尴尬境地。依法审判可能招致地方保护主义者的不满，进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陷入不利；违心地错判虽然使地方不法利益得逞所愿，却又难回避法律本身的评判，和上诉审、再审的检验。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两难境地中，无奈的法官们往往正是籍调解制度所展拓的疏漏之处，才得以“突围而出”。从而在合法的案件处理结果之外，寻找到一种既维护本地方的不法利益，又不受监督机制约束，更无需承担诉讼风险的结案方式。而对更多具有强烈护法意识的法官来说，也正是因为调解制度的种种缺陷，使得他们失去了籍以抵抗地方意志的最后一件武器：实体法的规定和判决合法性的严格要求。所以说，正是因为现行调解制度弱化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法院和法官的约束和规范，使得某些极大损害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处理结果能够以合法形式出现，并获得强制执行力。显然，这就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获得了广泛而丰肥的空间。客观上促进了地方保护主义在审判工作中的猖獗之势。
2.实践中一些背离调解原则的作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得逞所愿的手段。
为使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我国立法机关曾一再对调解制度作出修改，直至一九九一年确立了“自愿合法”原则。应当认识到，这种立法上的完善和修正，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普遍存在的重调轻判，压服性的非自愿调解等问题。然而，从我们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来看，这一原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循。而“重调轻判”、“以压促调，以拖促调”现象不但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反而成了某些法院和法官用以维护地方利益，实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
由于现行制度下的调解一般由握有该案裁判权的承办人主持，调解方案亦常由法官确定或提出。在这种“调审结合”的模式下，自愿原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尽管现行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要求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意愿进行强制或变相强制。但是, 法院和法官常常会基于其地方保护主义的驱动, 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自己是案件的审理者,手中握有对案件裁判权这一优势来“以压促调”。
而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往往慑于法官手中的裁判权，因害怕不同意调解将触怒法官，最终承担更加不利于已的判决结果，而违心地作出妥协。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自愿原则往往被背离，而掺杂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调解协议实际上也就意昧着对外地一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既不公平，又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表意真实”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类似的调解协议同样背离了合法原则。这种既违背合法原则又背离自愿原则的协议却能够以合法形式被赋予法律效力。试想，这是不是不合理制度为地方保护主义造就的一个“魔鬼者的乐园？”
同时，虽然民诉法第九条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实践中，久拖不决，久调不决的情况并不鲜见，这对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造成的讼累和心理压力。势必直接影响到调解协议的达成。也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的温床。 正是因为民事诉讼现行调解制度本身及其实践中的种种不完善，自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出伊始，调解制度即不断受到质疑。尤其是当调解制度已成为地方保护主义洪流肆虐的“管涌”所在时，如何采取措施消解这一负面影响，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所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我们以实现审判公正、公开为目的的审判方式改革正获得举世公认的积极评价，但如果继续忽视了对现行调解制度的负面影响而无所举措，危害将是巨大的，甚至会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但是，应当认识到，调解制度因其在我国深厚的人文道德基础和诉讼价值基础而必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其进行严格的规范和修改就显得必要。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订相关规则，以求对调解进行严格的程序规范和重新定位。
三、严格规范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真正落实自愿、合法原则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诉法虽然确立了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但缺乏一套具体的可以实际操作的规则以保障自愿、合法原则的实现。基于消解现行调解制度对地方保护主义放纵作用的直接考虑，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行调解制度进行适当修改：
1.重新审视调解的目的及作用，进一步强调自愿原则。
应当认识到，诉讼当事人通过行使起诉权而启动诉讼程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自身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现代司法活动亦应尊重这一权利主张，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简单地以纠纷的最结解决为诉讼目标。因此，首先应当改变过去“重调轻判”的观念，而将调解作为一种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辅助性结案方式，要在调解过程中强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争议双方在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前对各自的合法权利义务具有清楚、明确的认识，改过去“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不再在调解中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互谅互让”和牺牲精神。笔者建议，在调解书的制作中，亦应如判决书一样写明事实和证据分析，并增加“本院认为”的说理部份，通过在“本院认为”部份的法理阐述和法律判断表达清楚审判组织的观点。使当事人即使让步，也要让得明明白白。如此，就使得实体法对调解协议的达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也更能反映调解中的自愿是一种“清醒而理智”的自愿，这样就限制了法院对当事人意愿的任意强制。
2.严格规范调解程序，防止其不规范性和随意性。 具体而言，为使自愿、合法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贯彻，应制订严格的调解程序，如限定调解只能在合议庭评议结束后、宣判前进行（在庭审前的所谓“调解”应当是以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为主导的“和解”活动）。任何在诉讼其他阶段中开始的调解活动均为非法。严格规定调解的期限，如果调解程序开始后，经过法定期限仍调解未成的，应当宣布调解终结，然后作出判决并宣告。调解程序的启动亦应以当事人双方主动的自愿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鉴于离婚案件纠纷的特殊性，可把调解作为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法官得依职权启动）。明确规定不得将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态度和要求、调解方案作为判决的证据和当事人的心理底线使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实行“调审分离”，即在审判组织外另设助理法官，由助理法官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不得参与调解活动。同时，把审理程序与调解程序明确划分开来，在进入调解程序之始即裁定中止审理。以上这些制度的严格遵循势必将调解程序纳入合法的轨道。以使调解符合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也必然使其自愿、合法原则的贯彻得到切实保障，从而有效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它司法腐败现象。
3.协调和修改审判监督机制相关规定，强化对调解的监督机制。
对调解书的不可上诉似乎无可非议，那么再审尤其是在上级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对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条件的苟刻限制显然不尽合理。笔者认为，在上述调解程序得到确立后，对任何违反法定调解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可以启动审判监督机制予以纠正，这就要求修改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适当放宽，增强其可操作性。
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调解协议虽然因包括了当事人的自愿处分而不便对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监督。但法院调解同样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应当也必须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内。因而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同样具有抗诉权，只是其抗诉的理由更多地需要从程序上寻找而已。唯如此，才可能为当事人寻求救济提供更多、更强有力的合法渠道。
参考文献：
1.《司法改革研究》 王利明
2.《法院调解制度的评价与完善》 汪健华
3.《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构想》 司莉
4.《民事诉讼法学》 柴发邦
5.《民法基本原则解释》 徐国栋
江苏省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实施办法
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72号）
《江苏省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实施办法》，已经1996年3月7日省人民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郑斯林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江苏省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消除碘缺乏危害，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提高人口素质，根据国务院《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消除碘缺乏危害，采取长期供应加碘食盐（以下简称碘盐）为主、补服碘油丸为辅的综合防治措施。
第三条 除省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高碘地区的居民和因治疗疾病不宜食用碘盐的居民外，所有城乡居民都应当食用碘盐。
第四条 消除碘缺乏危害是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组织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的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机构，应当加强对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的领导和协调。
第五条 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碘盐加工、市场供应的盐业监督管理工作；省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省碘缺乏危害的防治和碘盐的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前款的职责分工，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工商、公安、交通、水利、税务、技术监督、教育、商业、供销等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各自的法定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在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推广工作。
第二章 碘盐的加工、分装、运输和储存
第八条 碘盐加工由盐业企业承担。非盐业企业和个人不得从事碘盐加工。
从事碘盐加工的盐业企业，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并取得省卫生行政部门发给的卫生许可证后，报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批准。
第九条 碘盐加工企业应当根据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计划，并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组织碘盐的加工。
第十条 用于加工碘盐的食盐，必须符合国家质量和卫生标准。
加工碘盐应当使用碘酸钾为碘剂，并符合国家质量和卫生标准。使用其他碘剂的，必须报省盐业、卫生部门批准。
碘盐中的碘剂加入量，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标准。
第十一条 碘盐出厂前必须进行质量检验。严禁不合格的碘盐出厂。
碘盐的加工质量管理办法，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碘盐出厂前必须进行包装。碘盐的包装上应当有国家规定的碘盐标识，并附有国家规定式样的质量标签。
碘盐的包装由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样式、统一标识、统一印制。未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买卖、使用碘盐包装袋和碘盐防伪标识。
第十三条 碘盐运输实行准运证制度。碘盐加工企业、批发企业或者销售单位在运输或者委托运输企业运输碘盐前，应当向当地盐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取碘盐运输准运证。碘盐在途期间必须货、证同行。购盐单位应当查验已运达碘盐的准运证，并将准运证存档备查。无准运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运输或承运，购盐单位不得接收。
按照国家规定有权上路检查的部门，应当将碘盐的运输监督管理列入检查范围，及时向当地盐业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并移交碘盐运输违法案件。
第十四条 碘盐为国家重点运输物资。铁路、交通部门必须依照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的年度、月度运输计划，及时运送。
碘盐的运输工具和装卸工具，必须符合卫生要求。
碘盐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同载或者混放。
第十五条 碘盐和非碘盐在储存场地应当分库或者分垛存放，做到防晒、干燥、安全、卫生。
第十六条 从事碘盐批发、零售、送销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定保持合理的库存量，防止碘盐脱销。
第十七条 碘盐的加工、分装、经营应当符合卫生要求和卫生标准。碘盐加工、分装、经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和卫生标准，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工业用盐和其他非碘盐的生产、储存、发运、承运、中转、销售、使用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盐产品的管理，严禁将工业用盐和其他非碘盐销往食盐市场。
碘盐的销售者应当严格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碘盐合格证明和其他法定标识。
第三章 碘盐的供应
第十九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除高碘地区外，向所有城乡居民供应碘盐。
高碘地区由省卫生行政部门划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和国家有关部门备案后公布。
严禁在供应碘盐的地区的食用盐市场销售非碘盐、假冒碘盐或者不合格碘盐。
第二十条 对省内碘盐的分配、调拨和省际间碘盐的调进调出实行计划管理。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分配计划，报省计划部门平衡后，由省盐业公司组织所属的分支盐业公司实施。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自行购销碘盐。
第二十一条 碘盐批发由省盐业公司及其分支盐业公司专营，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碘盐的批发业务 。
碘盐批发企业可以委托其他单位转批碘盐。未受碘盐批发企业委托的单位，不得从事碘盐的转批业务。
第二十二条 各级盐业公司应当按照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计划、流向和供应范围购销碘盐。
受委托从事碘盐转批业务的单位，必须从当地盐业公司购进碘盐并按照划定的区域销售。
从事碘盐零售、送销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从当地盐业公司或者其指定的碘盐转批点购进碘盐。
第二十三条 省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商业网点布局状况、碘缺乏危害程度以及受非碘盐冲销等具体情况，选择采用定点零售、送销到户或者其他有助于保障全民食用合格加碘盐的销售方式。
第二十四条 选择采用定点零售方式的地区，基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确保供应和方便居民的原则，合理确定碘盐零售网点，并通报当地居民。
碘盐零售定点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当地盐业行政主管部门领取碘盐零售许可证，并在其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碘盐零售许可证。无食品卫生许可证的，还应当按规定领取食品卫生许可证。
碘盐零售定点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不间断地销售碘盐；非碘盐零售定点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食用盐。
碘盐零售定点单位和个人，免交所经营的碘盐部分的工商管理费；对被确定为碘盐零售点但经营规模较小、经营效益较差的农村个体工商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酌情减免其工商管理费。
第二十五条 选择采用送销到户方式的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级签订碘盐送销到户责任书，由当地盐业公司根据辖区人口数量、人均碘盐消费量、季节性特殊用盐量以及必要的库存等因素，按季度将合格的碘盐供应给基层人民政府指定的碘盐送销机构，由该机构组织城镇居民委员会或农村村民委员会向当地居民逐户送销。
基层人民政府指定的碘盐送销机构及其组织的碘盐送销人员，在向当地居民送销碘盐时，应当宣传食用碘盐的意义并告知碘盐储存方法。送销碘盐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定价，一律不得加价或者变相加价；不得借送销碘盐摊派费用或者搭售其他商品；非居民自愿，不得限定居民一次性购买超过3个月消费量的碘盐。碘盐送销机构不得从当地盐业公司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购进碘盐。
因送销碘盐发生的必要费用，通过盐业公司适当让利的途径解决，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扶持和资助。
采用送销到户方式的地区，商业网点不再经营食用盐，碘盐送销机构必须设置零售窗口，保证居民的特殊需要。
第二十六条 在碘盐中添加其他营养剂或者药物的，必须经省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明确销售范围。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用不合格碘生产、加工营养盐或者药物盐，不得以供应碘盐的名义，强行推销营养盐或者药物盐。
第二十七条 因治疗疾病，不宜食用碘盐的，应当持当地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到当地盐业公司购买非碘盐。
第二十八条 生产、销售食品或者副食品，凡需添加食盐的，必须使用碘盐。所需碘盐必须从当地盐业公司或者其委托的碘盐转批点、持有《碘盐零售许可证》的零售网点或者基层人民政府指定的碘盐送销机构购进。
禁止将岩盐卤水直接或者间接用于食品、副食品加工。
第二十九条 宾馆、饭店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共食堂以及饮食摊点，必须使用合格的加碘盐。所用加碘盐应当从当地盐业公司或者其委托的碘盐转批点、持有《碘盐零售许可证》的零售网点或者基层人民政府指定的碘盐送销机构购进。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本地区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工作的卫生监督和碘盐的卫生监督以及碘缺乏危害防治效果的监测和评估；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地区碘盐加工、市场供应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和行政执法制度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严格依法开展碘盐市场的盐业行政监督工作和卫生行政监督工作。
第三十二条 省技术监督局盐业产品质量检验站是本省碘盐质量监督检验机构，负责对碘盐加工企业产品质量和市销碘盐商品质量的监督检验。
第三十三条 盐政执法人员、食品卫生监督人员和技术监督执法人员在履行碘盐管理、监督、检查、监测等职责时，应当主动出示国家有关部门或者省政府核发的证件，文明执法。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向当事人说明处罚的理由和依据，听取其申辩，告知其权利。
第五章 罚则
第三十四条 非盐业企业和个人从事碘盐、假冒碘盐加工的，或者未经批准的盐业企业从事碘盐生产加工的，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加工，没收用于加工碘盐的碘剂、食盐和违法所得，并可处以所没收的碘剂和碘盐总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碘盐加工企业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食盐加工碘盐的，或者碘盐出厂前不进行质量检验的，以及有证据证明销售环节不合格碘盐是由加工环节造成的，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产整顿，对已进入销售环节的碘盐，采取补检和补救措施，并可处以不合格碘盐总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批准，取消其碘盐加工企业的资格。
违反本办法生产、加工营养盐或者药物盐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和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加工，并可处以违法生产、加工的营养盐或者药物盐的总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无碘盐准运证而以运输碘盐名义运输盐产品的，或者碘盐购盐单位接收无碘盐准运证的盐产品的，国家规定有权上路检查的部门可对在途运输工具予以暂扣，并将案件移交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在库盐产品予以封存。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并可处以所运输或所接受盐产品总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非碘盐批发企业批发碘盐的，或者未受碘盐批发企业委托转批碘盐的，以及不按计划、流向和范围购销碘盐的，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批发、购销行为，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碘盐总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批发或者购销假冒伪劣碘盐的，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从事处罚。碘盐批发企业违反本办法的，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其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直至取消其碘盐批发资格。
第三十八条 被政府确定为碘盐零售点的单位或个人不按规定途径购进合格碘盐的，或者销售非碘盐、不合格碘盐、假冒碘盐的，以及不按规定保持合理库存造成碘盐脱销的，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基层人民政府，督促其按规定购销碘盐；对其销售的非碘盐、不合格碘盐和假冒碘盐，予以没收，并可处以该盐产品总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享受的工商管理费减免待遇，吊销其碘盐零售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被政府确定为碘盐送销机构的单位和其组织的送销人员，加价或变相加价供应碘盐的，或者借送销碘盐之机搭售其他商品或摊派费用的，或者强制居民一次性购买3个月消费量以上的碘盐的，以及从无碘盐批发或转批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购进碘盐、不合格碘盐和非碘盐送销给居民的，由基层人民政府责令其整改并采取补救措施，对其负责人可给予行政处分；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没收其违法所得和不合格碘盐及非碘盐；物价管理部门可以按价格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基层人民政府可以取消其碘盐送销资格，另行确定碘盐送销机构。
第四十条 未取得省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证擅自从事碘盐加工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其使用的碘剂，并可根据有关食品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予以处罚。
第四十一条 用于加工碘盐的食用盐和碘剂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或者碘盐的加工、分装、经营条件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用盐和碘剂总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对经营条件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可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二条 在缺碘地区生产、销售的食品、副食品中添加非碘盐或不合格碘盐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该产品总价值1倍以下的罚款；其非碘盐和不合格碘盐，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没收。
第四十三条 宾馆、饭店以及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公共食堂和饮食摊点不按规定使用合格碘盐的，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使用合格碘盐，没收其非碘盐和不合格碘盐，并可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 未经省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印制、买卖碘盐包装袋和碘盐防伪标识的，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和非法印制、买卖的包装袋和防伪标识，并可视情节轻重，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加工、销售假冒伪劣碘盐数量较大或者对居民身体健康造成或构成严重损害的，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移交司法机关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将工业用盐和其他非碘盐销往食盐市场的，由县级以上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盐产品和违法所得，处以该盐产品价值3倍以下的罚款，并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承运单位或个人将所承运的工业用盐和其他非碘盐销往食盐市场的，除按前款规定予以处罚外，根据情节轻重，由县级以上运输管理部门依法吊扣或者吊销其营运证照。
第四十七条 法律、法规对本办法涉及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畜牧用盐适用本办法。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