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债的移转/韩召峰

上一篇: 试论我国社区矫正的几个问题/李飞
下一篇: 浅谈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尚玉胜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政府


济南市确认和处理无效技术合同暂行规定

《济南市确认和处理无效技术合同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翟永
一九九一年五月五日
第一条 为了正确认定和处理无效技术合同，保障技术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技术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技术合同是指法人之间、法人和公民之间、公民之间就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所订立的确立民事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是外国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技术合同除外。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订立或者履行技术合同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本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受理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宣布技术合同无效的请求，有权对无效技术合同进行查处。其中，涉及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侵害他人技术权益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委托当地科学技术委员作出结论后，再行处理；涉及专利侵权的，委托专利管理机关作出结论后再行处理。
　　第五条 下列技术合同无效：
　　（一）合同标的为国家明令禁止买卖的技术的；
　　（二）订立的目的或者履行的后果严重污染环境、损害珍贵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三）国家规定应当淘汰的技术的；
　　（四）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的；
　　（五）侵害他人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施权、非专利技术使用权、转让权、发明权、发现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的；
　　（六）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技术合同审批机关批准或者应当履行必要手续，而审批机关不予批准或者不履行必要手续的；
　　（七）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采取胁迫、欺诈手段订立的；
　　（八）代理人未经授权或者超越代理权限或者代理权限失去后订立，被代理人不予追认的；
　　（九）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同自己订立的；
　　（十）代理人与对方通谋订立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
　　（十一）制事人以口头形式订立的；
　　（十二）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第六条 无效技术合同自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技术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尚未履行的，不得履行；正在履行的，应当立即终止履行。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余部分效力的，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第七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宣布技术合同无效时，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宣布技术合同无效请求书。请求书必须注明以下事项：
　　（一）请求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或者请求人姓名、住址；
　　（二）被请求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或者被请求人姓名、住址；
　　（三）具体的请求和事实根据；
　　（四）提出请求的日期；
　　（五）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八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接到请求书后，对符合立案规定的，应在七日内立案；对不符合立案规定的，应在七日内书面通知请求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确认和处理无效技术合同，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原始凭证。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地提供材料，出具证明，协助调查。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于涉及国家机密的有关资料必须予以保密。
　　第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立案审查的技术合同应当及时查明，作出确认处理决定，并将决定书及时送达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
　　第十一条 技术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因履行合同获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受损失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二条 侵害他人专利权、专利申请权、专利实施权、非专利技术使用权和转让权、发明权、发现权以及其他科技成果权的技术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侵权人应当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第十三条 侵害他人非专利技术使用权和转让权的技术合同被宣布无效后，取得非专利技术的受让方可以继续使用该项技术，但应当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使用费。
　　第十四条 技术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或者双方在一定期限内对有关技术情报和资料负有保密责任，泄露秘密造成后果的，应当赔偿另一方因此所受损失。
　　第十五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利用无效技术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追缴非法所得、罚款、没收用于非法活动的财物，限期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者的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揭发利用无效技术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行为。对于检举揭发有功人员，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给予奖励并予以保密。
　　第十七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确认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往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或者作出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一次。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埋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八条 罚没收入全部缴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机关或上一级主管机关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古代司法程序结构是一种行政机关式的权力结构，可以称为权力结构下的司法程序。这种行政权力结构式的司法程序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较具特殊的内容，对中国古代司法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促使中国古代形成具有特点的法律适用机制，对判例制度的形成与运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引用先例：减少覆审驳异

清朝时，很多司法实例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司法权力结构是如何影响不同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先例引用问题。如光绪十年，奉天新民厅百姓张广财因岳父郝甸沅在张外出打工时对人谎说女儿已经和张离婚，把女儿郝氏改嫁，张广财知后怒杀岳父郝甸沅案。此案最初奉天总督审理时以擅杀罪人罪拟判，刑部在覆审时认为应按寻常人间故意杀人罪判处。于是两个司法机关——刑部与总督之间在对案件定性上出现分歧，进而影响到罪名的适用。此案案情清楚，即由女婿家穷，岳父在女婿外出打工时私自改嫁女儿引起女婿杀岳父。双方争议的是如何定性此时女婿杀岳父的性质。对张广财与岳父“义绝”（因岳父私自改嫁女儿，在当时法律上构成“义绝”，张广财与岳父之间关系解除）后杀岳父行为奉天总督认为是擅杀罪人罪，刑部认为是寻常人之间故意杀人罪。奉天总督在拟判被刑部驳回仍然坚持己见，并引用刑部以前成案作为反驳，引起刑部不满。为此，刑部指责奉天总督“置律例于不问，经臣部驳令另拟，复援引未经通行成案。固执原议，臣部仍难率覆”。若仅分析两者在案件判决中论证可证成性上的充分与否时，很难说哪个更有力。然而，整个案件审理过程却体现出来一种权力上的关系，而不是司法机构运作上相互独立的不同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不同理解上的法律表达。最后，刑部对奉天总督不按自己意见改判表现强烈不满，动用了皇帝裁定权作为支持，实现自己的意志。

此案体现了清朝刑部和地方总督在司法权运作中的关系。此案刑部对奉天总督拟判异议在当时司法程序上构成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指责。此案中奉天总督在最初拟判受刑部异议驳回时，除对自己适用法律依据进行说明外就是引用刑部先前判例的案件作为说理，即引用了道光四年广西省叶茂案；嘉庆二十四年山东省李小生案；道光五年陕西省常二虎案，指出“均经部驳，改依擅杀定拟在案，似可援照办理”。当然，刑部为了说明自己异议理由正当，同样引用同治二年山西省王禾六只案，同治五年直隶省崔陈重案，同治八年四川省朱先意案，同治十年湖南省唐士甲案，光绪三年湖南省潘禾仔六案，指出“均经臣部照拟题覆，并声名潘禾仔恭逢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恩诏，不准援免，酌入秋审缓决办理等因，各在案，均不照擅杀定拟，与该督等所引之案亦属两歧”。整个过程体现出在中国古代特定司法程序结构下判例是如何形成并起作用的。纵观中国古代下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州县官员在判决时引用先例多在初拟时就进行。

从清朝引用先例判决个案看，中国古代不同司法机关引用先例的功能略有不同。下级司法机关是为了减少自己拟判案件被上级覆审驳异，或判决后被当事人上控时被上级司法机关改判追究法律责任的可能；上级司法机关在覆审时对判例的遵循是为了减少自己覆审时的混乱和工作量。实践证明，仅从法律上解释条文，往往会导致前后因不同时间、人员对条文理解不同而出现异判现象，进而带来整个判决的不稳定。如嘉庆二十四年，广东省陈蚬纪捉奸杀死小功堂叔案。地方总督在拟判时引用了嘉庆十六年直隶省阎昶案，刑部广东司在覆审时提出改判，但刑部通过比较所引先例情节后，支持了地方巡抚拟判，否定了刑部清吏司所驳，让案件判决在同类案件中具有相对稳定性。“该省将陈蚬纪照犯时不知依凡人论，强奸未成罪人，被本妇有服亲属登时忿激致死例拟徒，系属照例办理，并无错误。该司议驳勿论，既与例意未符，亦与本部通行及阎昶成案显有歧义，应请仍照该省所拟咨覆”。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上级和下级司法机关在各自需要下产生了对先例遵从的需求，发展成了一种独特的判例制度。

驳异改判：一种行政行为

在中国古代这种司法权力结构下，皇帝在裁决死刑和疑难案件法律适用时也会通过先例来减少自己的改判量，增加司法运行中的稳定性。清朝皇帝在裁决案件时往往让刑部及相关人员查寻相关先例，若没才会采用新判决，否则皇帝会遵循先例。如道光二年九月，江苏刘书志调戏梁三姐致她与母亲卢氏自杀案。刑部判决时提出“该省将陈友会依照但经调戏，其夫与父母属亲及本妇羞忿自尽例问拟绞候，系照例办理，并核与成案相同，应请照覆”。皇帝裁决是“即有江苏旧案，即照案办理”。有时皇帝会主动提出查找先例作为自己裁决的依据。如乾隆五十六年，吉林于进禄误伤邵登田案，乾隆皇帝裁决时批谕是“交馆查照成案核办”。为此，律例馆查找出乾隆五十二年江西省黄腾误伤黄栋死亡案和乾隆四十一年姜暖误杀胡二死亡案后，比较两个先例后提出判决意见，乾隆皇帝根据提供先例做出裁决。有时皇帝自己对案件有不同理解，但由于有先例，会优先遵循先例。如嘉庆年间，侯三听从王大等行劫钜鹿县署，审理中引用了乾隆十七年陕西省盗犯范西河等行劫?县衙署案。嘉庆皇帝在批谕中有“按例前后两条，似应俱行斩枭，但既有成案，只可照覆”。说明嘉庆皇帝对此案法律适用有自己的不同理解。

清朝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判决的驳异发回重审或改判，不是一种纯粹的司法行为，而是一种行政行为。如乾隆四十五年江苏巡抚吴??谏罄砟吖耸媳破戎率拐煞蜃陨卑福??墒视蒙涎哺???视谩氨品蛑滤览??饨始嗪颉保?滩刻岢鍪视谩氨纫琅狗蛑馏萍步示雎桑?饨柿⒕觥薄Ｇ?』实鄄镁鍪币谰萑?俾桌碓?颍?础案局?诜颍?坛贾?诰??又?诟福??腥?佟薄Ｓ谑牵?侠鞒庠鹧哺???吞嵝贪床焖舅???衔??欠?墒视蒙系牟坏笔切姓?砦螅?皇欠?衫斫馍系牟煌?！拔??谛滩克驹比文诎炖戆讣?钗?读罚?挥υ??У保?舸耸蛊渖性冢?亟?两徊垦霞右榇ΑＶ留?疚?堂?芑悖???嘤尚滩砍錾?驹奔蚍牛?竽獯税甘в诳碜荩?馐羰欠恰Ｋ??糯?佳闲猩赈粒?⒔?送ㄚ椭??薄７治稣?霭讣?罄砉?蹋?鍪墙?昭哺Ъ疤嵝贪床焖驹诜?墒视蒙厦徊捎谩胺?啤奔又卦?颍?褪苄滩亢突实垩侠鞒庠稹Ｔ谡庵炙痉ǔ绦蚪峁瓜拢?煌?痉ɑ?刂?湓谏婕案采笥氩镁鍪被嵫≡裣壤??兴道恚?跎僖蛉??叵荡?吹慕粽牛?盟痉ň哂邢嘤ξ榷ㄐ浴⒖稍げ庑浴４酥窒窒笤谛滩恐型??嬖凇＜吻炱吣辏?颇涎哺г谏罄砘评暇啪狼园轿南榱偈毙星澜侔甘彼?匠鱿忠煲椤７治隽秸吖鄣悖?鍪嵌曰评暇判形?灾嗜隙ㄉ铣鱿植煌?斫猓??滩堪汛宋侍馓岬煤芨撸?衔?颇涎哺?恰扒???眩?肜?环?保?⒅冈鹪颇涎哺б?孟壤?形侍狻！安樵赌瓿砂福?蛔荚??日眨?酶?嵯中兄??酰?室?淳?ㄐ兄?砂福?馐粑ダ?；评暇乓环赣Ω囊婪ǎ??彦独??ā保?钗?厥獾氖切滩刻岢龆栽颇涎哺У鹊胤焦僭苯?行姓?Ψ！！安⒉槿〈砟饧拔ダ???砂父髦懊??伤屠舨坎橐椤！闭饫锇寻讣?笈兄胁煌?斫馍仙??姓?系拇砦螅??笊罄砉僭背械Ｐ姓?鹑巍Ｕ庋?岬贾孪录端痉ɑ?卦谏罄戆讣?被岣?有⌒模??敢獯由霞端痉ɑ?氐呐欣?龇ⅰ?br>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判例制度与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差异主要在于两者形成的权力结构不同。中国古代判例是基于一种权力结构下的必然，是一种权力下的屈从，特别体现在行政职权上的屈从。近代普通法系下的判例源自一种习惯、一种非权力结构的安排。可以说，普通法系对先例的遵循是一种软性压力下的产物，中国古代对先例的遵循是一种刚性压力下的产物。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