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活动/宋丽红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03:23:17 浏览: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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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弱势群体“维权”活动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宋丽红
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势地位。充分实现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应当享有的权利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题中之义，尊重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亦是现代法制社会的一个根本目标。因此，弱势群体的“维权”问题已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维权”冲突事件频发
当前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的问题相当突出，因此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具体的表现有：城市建设中的“野蛮拆迁”行为，制造了被拆迁居民群体维权与拆迁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土地征用中“强行圈地”行为，制造了被征地农民群体维权与征地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城市管理中“暴力执法”行为，制造了被强迫群体维权与城管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国有企业出让中“低价贱卖”行为，制造了企业职工群体维权与出卖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劳动关系中“拖欠工资”行为，制造了被拖欠者群体维权与拖欠者对立的热点问题；企业生产中“污水排进农田”行为，制造了被污染受害群体维权与排污者对立的热点问题。而弱势群体在“维权”中反映出来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主要包括下岗失业者群体、农民工、女性就业者群体、残疾人群体等。其中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的问题最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就业得不到平等对待。二是劳动关系建立不规范, 没有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不公正。三是“三险一保”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劳动安全保护落实不到位，得不到有效保障。四是工作强度大, 普遍存在工资报酬偏低及工资克扣、拖欠问题。
二、“极端维权” 愈演愈烈
处于弱势群体中的个别人在四处“维权”未果的情况下，不惜采取“跳楼秀”、"自杀秀"等极端维权方式。不可否认，极端维权者有时候确实缺乏必要的、正当的维权意识，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维权要求通常还带有不合理的、有时候甚至是无理取闹的成分。但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极端维权者的事实情况是，他们的极端维权，是关系到他们重大利益的正当维权，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后的极端做法。类似事件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或地方的有关维权政策不畅通、维权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维权路”艰辛而漫长
如工伤认定，目前的《工伤保险条例》太过原则、笼统，劳动保障部门又无权解释，自由裁量权空间太大。有律师介绍，“一个工伤案件，自工伤认定开始到仲裁，以及一审、二审、执行等法定程序，大约需要1074天方能完成”。另外，没有劳动关系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劳动保障部门拒绝工伤认定的主要理由。虽然《劳动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于政府职能部门对劳动合同的签订行为管理不到位，使用工方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失去监控，导致自形成劳动关系时，就直接侵害了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的权益；其次，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在某些方面存在漏洞，非法中介机构为用工方提供了大量的非法用工；最关键的是，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文化素质一般不高，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普遍不强。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当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又不懂得如何维权，加上他们是单个分散的，无法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因而在与用工方的交涉中自然而然会身陷弱势境地。
四、解决“维权”问题的建议与措施。
一是地方政府和部门要依法行政。现实生活中，很多直接损害弱势群体权益形成的热点问题，都与权力机关“恃权凌弱”和“与民争利”的不依法行政行为有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继续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朝着建设法治政府的方向努力。
二是加强“维权”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维权”政策法规体系。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民众能否通过正规体制内的合法渠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否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民权行使提供配套的制度和外部环境，保障农民工自主维权的权利。首先，政府必须采取宏观调控规范用工制度，构建公平公正的就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及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加大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及监管的力度，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及社会化程度。除了要对下岗失业、丧失劳动力人员进行社会保障外，还需要加快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分层保障体系。设立农民工、下岗、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工伤保障制度、大病医疗保障和紧急情况救助制度，分层分类保障农民工、下岗、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是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建设有序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如可以把更多的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通过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面对欠薪、劳动条件差等问题，他们个体维权力量薄弱。因此吸纳他们加入工会，通过工会力量来协调劳动关系。在对合同约定及工资待遇不满时，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应首先找企业工会或基层工会出面，通过工会与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四是加强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学技术、学时政、学法律、学文明城市文明市民规则等，逐渐克服他们的自卑心理和畏惧情绪，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五是对弱势群体实施司法救助。司法机关在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及“实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权利救助，如在维护其人身人格权利、劳动权利、诉讼权利等方面，在司法程序上可以在受理、立案、诉讼费用的减免缓、生效案件的执行等方面给予救助，以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充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
六是走社会化维权之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农民工、下岗职工、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维权需要社会各部门多管齐下：政府部门要主动行政，有责任对拖欠他们工资的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 推动新闻媒体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另外，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及建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等都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只有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督，各职能部门乃至全社会都依法办事，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有效解决。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宋丽红
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势地位。充分实现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应当享有的权利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题中之义，尊重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亦是现代法制社会的一个根本目标。因此，弱势群体的“维权”问题已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维权”冲突事件频发
当前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的问题相当突出，因此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具体的表现有：城市建设中的“野蛮拆迁”行为，制造了被拆迁居民群体维权与拆迁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土地征用中“强行圈地”行为，制造了被征地农民群体维权与征地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城市管理中“暴力执法”行为，制造了被强迫群体维权与城管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国有企业出让中“低价贱卖”行为，制造了企业职工群体维权与出卖者对立的热点问题；劳动关系中“拖欠工资”行为，制造了被拖欠者群体维权与拖欠者对立的热点问题；企业生产中“污水排进农田”行为，制造了被污染受害群体维权与排污者对立的热点问题。而弱势群体在“维权”中反映出来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主要包括下岗失业者群体、农民工、女性就业者群体、残疾人群体等。其中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的问题最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就业得不到平等对待。二是劳动关系建立不规范, 没有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不公正。三是“三险一保”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劳动安全保护落实不到位，得不到有效保障。四是工作强度大, 普遍存在工资报酬偏低及工资克扣、拖欠问题。
二、“极端维权” 愈演愈烈
处于弱势群体中的个别人在四处“维权”未果的情况下，不惜采取“跳楼秀”、"自杀秀"等极端维权方式。不可否认，极端维权者有时候确实缺乏必要的、正当的维权意识，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维权要求通常还带有不合理的、有时候甚至是无理取闹的成分。但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极端维权者的事实情况是，他们的极端维权，是关系到他们重大利益的正当维权，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后的极端做法。类似事件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或地方的有关维权政策不畅通、维权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执行不力等问题依然存在。
三、“维权路”艰辛而漫长
如工伤认定，目前的《工伤保险条例》太过原则、笼统，劳动保障部门又无权解释，自由裁量权空间太大。有律师介绍，“一个工伤案件，自工伤认定开始到仲裁，以及一审、二审、执行等法定程序，大约需要1074天方能完成”。另外，没有劳动关系已经成为部分地区劳动保障部门拒绝工伤认定的主要理由。虽然《劳动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由于政府职能部门对劳动合同的签订行为管理不到位，使用工方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失去监控，导致自形成劳动关系时，就直接侵害了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的权益；其次，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在某些方面存在漏洞，非法中介机构为用工方提供了大量的非法用工；最关键的是，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文化素质一般不高，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普遍不强。签订合同时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当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又不懂得如何维权，加上他们是单个分散的，无法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因而在与用工方的交涉中自然而然会身陷弱势境地。
四、解决“维权”问题的建议与措施。
一是地方政府和部门要依法行政。现实生活中，很多直接损害弱势群体权益形成的热点问题，都与权力机关“恃权凌弱”和“与民争利”的不依法行政行为有关，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继续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朝着建设法治政府的方向努力。
二是加强“维权”工作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维权”政策法规体系。作为弱势群体的普通民众能否通过正规体制内的合法渠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否为这种自下而上的民权行使提供配套的制度和外部环境，保障农民工自主维权的权利。首先，政府必须采取宏观调控规范用工制度，构建公平公正的就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及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加大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及监管的力度，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及社会化程度。除了要对下岗失业、丧失劳动力人员进行社会保障外，还需要加快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分层保障体系。设立农民工、下岗、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工伤保障制度、大病医疗保障和紧急情况救助制度，分层分类保障农民工、下岗、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是提高弱势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建设有序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如可以把更多的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通过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面对欠薪、劳动条件差等问题，他们个体维权力量薄弱。因此吸纳他们加入工会，通过工会力量来协调劳动关系。在对合同约定及工资待遇不满时，农民工、下岗再就业人员应首先找企业工会或基层工会出面，通过工会与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四是加强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学技术、学时政、学法律、学文明城市文明市民规则等，逐渐克服他们的自卑心理和畏惧情绪，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五是对弱势群体实施司法救助。司法机关在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及“实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权利救助，如在维护其人身人格权利、劳动权利、诉讼权利等方面，在司法程序上可以在受理、立案、诉讼费用的减免缓、生效案件的执行等方面给予救助，以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充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理念。
六是走社会化维权之路。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农民工、下岗职工、丧失劳动能力人员等弱势群体的维权需要社会各部门多管齐下：政府部门要主动行政，有责任对拖欠他们工资的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 推动新闻媒体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强大的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另外，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及建立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等都是较为有效的措施。只有政府加强引导和监督，各职能部门乃至全社会都依法办事，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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